主 讲 人：陈亚才、杜忠全
主 持 人：张集强
日　　期：2009年8月27日（星期四）
时　　间：晚上八时
地　　点：华社研究中心三楼讲堂
录音整理：陈爱梅
文字校阅：陈亚才、杜忠全

在研究城市历史方面，街名在官方论述与民间视角上存在微妙的关系，这不仅是吉隆坡和槟城，我想，各大华人城市都有这样的现象。

陈亚才于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现任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执行长，编著《有所不为，有所为》、《从苦力到百万富翁：陈振永1873-1947》、《留根与遗恨：文化古迹与华人义山》、《与叶亚来相遇吉隆坡》等。他的专业除了是历史外，也活跃于马来西亚政治论坛。在工作之余，也关心古迹保护。

杜忠全毕业于台湾文化大学中文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现为马大中文系博士生，获第8届花踪文学奖散文推荐奖，著有《青年•人间•佛教》、《老槟城•老生活》、《印顺导师的人间佛教思想》、《老槟城路志铭：路名的故事》。

从两位的著作中可发现两位擅长于城市及人物历史。陈亚才主讲子题是：雪隆地区华人路名及事迹。他将通过对雪隆地区华人路名，呈现相关人物的事迹，串联社会发展的脉络。同时也将引用一些例子，说明路名及其争议背后所反映的社会现象。讲到吉隆坡的中文路名，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大概就是茨厂街。历经政权变化，面对地名要改名的争议。吉隆坡做为首都，面对很多这样的例子，相信陈亚才能够让我们了解更多。

杜忠全要谈的是“老记忆•活古迹 ——槟城乔治市路名的故事”。去年，槟城乔治市与马六甲并例获选世界文化遗产。槟城的历史当然比吉隆坡早很多。我们去过槟城的人都知道，当地槟城人对槟城有很特殊的命名现像，有很多就只有老槟城懂。如果有人跟你讲这些地名，但你在地图上永远找不到，因为这些地名不会出现在地图。我们感谢杜忠全在槟城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把这些路名的故事考究出来，如出了这本《老槟城路志铭：路名的故事》，其实是非常丰富的一本书。乔治市的数十条街道，过去一、二百年来，华人社会一直沿用另一套官方路名系统以外的口头路名。这华人的口头路名涵盖老城区的所有街道，甚至比官方系统更细致。这民间视角的中文路名，无意间留下一道历史窗口，让后人借之窥探过往的生活形态。


主讲：陈亚才
子题：雪隆地区华人路名及事迹

谢谢主持人，各位晚上好！我想，我们今天谈一个相对认真，但不用太严肃的课题。

简单与各人分享，我先谈与人物相关的路名。当我们谈人物路名是相对复杂的，复杂的原因，除了背后争议路名之外，还有背后的隐议程及忧虑的问题。

路名很简单，原始的功能就是指引方向。如果只是这样的功能，那最后就演变成使用数字代号，那更方便，如SS1，单数双数分开，那完全是功能性的。我们的路名，后期是使用这样功能性的命名方式；但在前期，它含盖的内容更为丰富，不仅是方向的指引，而是带有浓厚的社区和地方性发展的过程。

当华人在谈华人的路名时，往往是要争取肯定 —— 华人在这块土地上，流血流汗所做出的贡献。最大的争议是，如怡保把Jalan Koo Chong Kong（古传光路）换成Jalan Tabung Haji（朝圣基金路）的时候，就引起很大的争议，因为古传光是霹雳有史以来第一任华人总警长，这是极不容易的。所以，当古传光换成Tabung Haji的时候，那历史就不见了。所以，路名不止是方向的指引。

另一种路命的命名，就是地方的发展。有时，我们夸张地说，在马来亚拓荒时期，几乎所有的城市发展都与华人有密切的关系。从槟城到霹雳近打区，从吉隆坡到新山，几乎大部分的地方有是如此。吉隆坡有甲必丹。柔佛有港主制度，那槟城海峡殖民地华人色彩更浓厚，马六甲及新加坡也一样。你去到诗巫，当年有黄乃裳召集福州同乡前往开垦，因此诗巫又被称为“新福州”。所以，以地方发展来说，这个部份是华人的神经线，非常敏感。

我们可以看到行政中心的转移，从巴生到吉隆坡，再从吉隆坡到布城（Putrajaya）。这个转移，也交代了历史发展的脉络。当我们谈叶亚来的时候，就说他的贡献很大，到了叶观盛时代，好像就没那麽风光了。其实，这跟英国殖民政府行政体系的更完善有密切的关系。那麽，到了布城，又代表一个全新的规划。我们常说吉隆坡是一个多元色彩的城市，虽然多元的字眼一直被使用，但是，生活在其中的人可能没有太强烈的感受。如果你以拿吉隆坡和布城对比，那就非常鲜明了。在吉隆坡，不管走到哪个角落，都可看到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的东西；不过，到了布城，至少到目前为止，你还看不到一间华人庙和印度人庙，多元的色彩相对淡薄。布城的规划，完完全全是要展现回教的特色和典范，但却把多元切除了。

我们知道街道命名的方式非常多，除了人名，还有花、鸟、动物、颜色、形容词等等，到最后就是数字的编码；尤其是吉隆坡设立卫星市之后，就改成用数字编码，这代表了一个时代。

路命只是方向的指引吗？其实不然，如我们谈到茨厂街，就想到叶亚来，想到木薯，要不然就是联想到华人拼博的精神。对老外来说，Petaling Street就是China Town。很多人的理解都不一样。

接下来我们来看，例如Jalan Polis，Jalan Balai是什麽意思？

在紧急状况时期的新村，如这条街在新村的西边，就叫Jalan Barat；东边就是Jalan Timur；中间的就叫Jalan Tengah；有警察局的就名Jalan Polis；有巴刹的就名Jalan Pasar之类的。这可以看出早期的命名系统，都以它地理位置命名。近几年，吉隆坡市政府大幅度更改增江（Jinjang）的路名，把Jalan Barat改成Jalan Samarahan；Jalan Timur改成Jalan Serian等等。Semarahan和Serian是砂拉越的地名，与增江丝毫没有关系。有关当局提出改名的理由是促进东西马之间的友好关系。对增江的人而言，谈到Samarahan，非常遥远，无法产生任何感情。这就是为什麽路名有时不能随意更改。

当然，也有些路名的更改，前后没有什麽关系，例如吉隆坡的Jalan Alor要改成Jalan Kejora，因为市长说Kejora这名字是“金星”，很好。但是很多人觉得Jalan Alor因为很习惯了，所以改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感到不适应，就引起反弹。我们的市长原本坚持采用新的名称，但最后还是还是尊重民意，保留原有的路名。
槟城经历308政治海啸后变天，新的州政府其中一个最讨好的措施就是推行多语街道。其实，多语路牌这个动作是很民粹的。槟城以华人居多，这个动作是具吸引力，所以宁可冒出现一些杂音，这动作还是要做。这也打开了一个局面。但是，多语路牌实际上并不是从林冠英开始。

我们看这多语路碑，其实早在人联民党执政砂拉越的时候到处都是。至少在1985年我从国外毕业回来，那时到诗巫，就看到“黄乃裳街”，其实那时整个人很振奋，像吃了兴奋剂。相对的，砂拉越人已经习以为常，反而会觉得我们好像是阿牛出城。在古晋，很多路牌都是双语，这很自然，但我们感觉不自然。其实，这就像阿拉伯路牌的情况，马来人感觉很好，但我们感觉不自然。换言之，个别族群的习惯领域不同，感觉会不一样，所以，这部份要如何如何处理？这是相对微妙的状况。
吉隆坡以华人命名的路名，我大概整理了一下，目前收集到三十几个，但还不很完整。以下表1便是从叶亚来时代至今的部分路名。

表1：雪隆地区以华人命名的街道

 

这些命名有一个现象，那就是：大部份是政治人物，企业或工商人。换言之，政治人物及企业人物都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最容易被注意及肯定的人物。那文化人的贡献如何鉴定呢？我们的目光或许不应该只是政治及经济，也应该包含文化及教育等各个方面。

（编者按：关于每位甲必丹及其他上述华人的贡献及事迹，本文省略。对叶亚来有兴趣者可参阅陈亚才主编的《在吉隆坡，遇见叶亚来》一书，雪兰莪：纪念甲必丹叶亚来联合工委会、布咕数码与印刷出版，2009年11月修订再版。）

在雪隆一带，原本是以华人命名的街道，但已改名的包括：
　　1. 赵煜（1843-1892）：Jalan Chew Yok → Lorong Titiwangsa 2
　　2. 叶隆兴：Jalan Loong Hin → Lorong Titiwangsa 4
　　3. 郑汉杰：Jalan Teh Hung Kiat → Jalan 12/13 (PJ)
　　4. 吴亚义 （加影锡米山新村）：Jalan Goh Ah Ngee → Jalan 13


主讲：杜忠全
子题：老记忆•活古迹—— 槟城乔治市路名的故事

我谈的乔治市中文路名，与陈亚才的有所差别。我所谈的中文街名是源自民间的，与行政当局颁布的正式路名几乎无关，是当地生活历史形态的反映。乔治市有很完整的中文路名，年轻的世代可能有些隔膜，但乔治市老市民的脑袋里，都有一套完整的中文路名。它们不止是一条街一个名，而是一条街往往会被切分成几段。如Beach Street就被分成六个段落、Rope Walk分为三段（见表2）。

这样的中文路名到底沿用了多久？根据1900年的一份资料（Lo Mak Yuk, "Chinese Names of Streets in Penang" in Journal of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 No. 33 Jan 1900），当时整个城市已经有完整的中文路名存在了。当时的英国殖民当局知道华人社会另有一套街名系统，他们想知道华人眼中的乔治市是怎样的，所以就有了这一份收集和整理民间路名的历史文献，同时简单地报告与解释中文街名的来由。

在该文献发表之前，这套路名系统显然已存在了一段长时期。大体上来说，槟城人至今还在使用这路名系统。换言之，槟城人所使用的民间路名已流传了一二百年。如今槟州政府在乔治市安置的中文路牌，也是沿用这民间路名系统的。

因此，这与刚才陈亚才讲的历史名人街完全不同。历史名人街属于权力运作领域，从官方的角度认同某些人的贡献，有时也具备政治符号的功能。乔治市的中文路名是在市民生活中积累而成的，是属于生活经验与历史记忆的沉淀，并经使用者的约定俗成而凝定，充满草根性。

外人的印象是，槟城有一套中文路名系统，如Burma Road叫车水路，McAlister Road叫中路。其实，槟城的中文路名不只有一套，而是好几套！根据1900年的记录我们可发现，不同籍贯的人对同一条街会出现不同的叫法，如Carnarvon Street，闽南人叫畓田仔，广东客家人则叫草塘（见表2）。


表2：乔治市国英中文路名对照

 

资料来源：杜忠全，《老槟城路志铭：路名的故事》，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09年，第158至164页部份内容。杜忠全因本文所需再进行修改。


早期从唐山来的华人，他们无法有效地使用官方颁布的英文路名，所以就以街头景致或商业活动乃至特定的建筑组织等来辨认路向。这种状况不只发生在乔治市，在槟岛的亚依淡区（Ayer Itam）也一样。一个老人家跟我说，早期乔治市的华人一般不说Ayer Itam这个马来地名，而说“我要去龙敲钟”，因当时极乐寺的大士殿里有一座假山 — 普陀山，假山旁的墙上有个石雕的龙头模型，清水从龙嘴注入水池，龙头旁有个小铜钟。人们在拜完观音后敲一下钟，据说龙头会流出更多水来，人们把这些水喝了求平安。当时只有亚依淡的极乐寺有这样的设备，所以人们就以此为标志，要去亚依淡就说去“龙敲钟”。乔治市的中文路名，大致也是这样来的，完全从人们的生活角度出发，不按正式路名来翻译，如Beach Street的中文路名就不是海边街或海墘路了。

另外，沿用了一二百年的乔治市中文路名，其实也反映了早期市民的特定意识。比如某些具备一定长度的街道，每每会被民间细分成几个段落来命名，但像车水路、中路、过港仔等路其实也很长，但偏就不分段或分段不很明确（以特定的交叉路口来划分），而车水路与中路之间的六七条横巷，早年其实也没安上中文路名！从这些中文路名的详略或有无，其实能让人解读出某种信息：有细致分段的，那是老年代人们眼里的乔治市城区范围，否则便是城市的边缘地带，不属城区范围！因此，早期乔治市人眼里不光有过了槟城海港的过港（即威省一带），更有过了社尾（Beach Street末段）过了港仔墘（Prangin Ditch）河港的过港仔（今崔耀才路Jalan C. Y. Choy），意味着过此界线即出了城区范围了。现今我们所认识的乔治市，大致已超出这个范围了，但早期承传下来的中文路名，依然保留了一百多年前人们眼里的乔治市；不了解这一点，就搞不清为何McAlister Road成了人们眼中的中路，那是立足于乔治市中心的历史视角来看的！

按此而言，乔治市的上百个中文路名，它们不光是民间生活记忆的沉淀，也是市民历史意识的延续，是乔治市人生活里日用而不知的活古迹。

（编者按：杜忠全解释乔治市街名的意义，本文省略，有兴趣者可参阅由杜忠全的《老槟城路志铭：路名的故事》，雪兰莪：大将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