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二十世纪对全人类而言，乃称得上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年代，一方面西方工业化的普及不但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两次世界大战皆发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叶之前，尤其后者造成的破坏性更为严重，因此，它对全球的政治和经济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所带来的冲击，当然是不言可喻的。

但客观的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的战场在欧洲境内腹地，故对亚洲所构成直接有效的伤害程度，相对来说，远不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无论在规模上和实质上，对许多周边国家和地区所造成的摧毁和损失来得大。不过由于橡胶作为制造轮胎和其他产品重要的资源，因此战争的发生反而导致新马地区橡胶种植业的迅速崛起。战争结束后，橡胶于是成了炙手可热的战略物资。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三十年代，当世界性经济萧条所引起的大恐慌之后，包括像陈嘉庚、林义顺、林秉祥这些曾经在新马华人商界引领风骚一时的大企业冢们，皆纷纷因为胶价滑落、经济形势转劣而不得已清盘结束营业，从此让位予新一代的接班人。在这段危机期间，勇于创业而其后又有所成者，李光前、陈六使无疑是最响亮的名字。1

当时在新马地区的华人社会尚有一意义不凡之现象，几乎在社会上稍孚名望的企业家，都在某一意义上无不为民族教育事业而奉献心力，从集资开办小学、中学，以至到大学不等，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皆出身寒微，本身所受的教育极为有限，知识水平并不高，但这一切都不妨碍他们对兴学办教的热忱，而且往往置自身事业于度外、公而忘私地倍加努力。特别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以个人的名义率先慷慨承诺一笔巨款，然后登高一呼，继而获得社会各阶层人土的热烈响应，以至风起云涌地共襄盛举。

李光前自然也在这个行列之内。但是他跟同时代群贤最大之不同点，乃是他受过相当高程度的教育，而且在年纪尚轻的时候便已见识了不少世面，这使得他能把握机遇进入以银行家、企业家及政治家为主流的上层社会，尤其充分利用外资银行所提供的融资，因此日后得以在商场上平步青云。我们甚至可以说，李光前所领导的南益机构，在新马地区当然并不仅仅是一普通的商业机构，而是属于家喻户晓的跨国企业；尤其李光前在五十年代所设立的“李氏基金”，除了捐资兴学、发放奖学金、赞助各种文化活动和从事慈善工作之外，其积数十年经验在社会上所赢得的声誉，并不是任何人或任一机构可以轻易超越的。何况李氏基金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早已被视为与新马华文教育事业等量齐观。

因此，我们从各方面对李光前不俗的评价中，可以得知他不但是一个急公好义的成功企业家，尤其他在商场上浸淫了几十年，始终是一个被社会各界所接受，并且备受赞扬、尊敬而几乎没有争议性的人物，比之于在社会上虽拥有声名但毁誉参半的许多人来说，李光前乃：是个中的异数。这其中也许还有一个主要的因素，也就是出于他个人平日的行事作风上，凡事向以低调不张扬为准则，这一部分甚且可从其后嗣的身上看出。2

李光前一生之中经历了几个重要的过程：清末民初、两次世界大战，马来亚联合邦独立、新马合并到分家。在这几个阶段中，特别是二战之后，韩战爆发令胶价暴涨和南益在这个时候开始转向几个重要的事业群，此乃李光前资产的累积和在企业经营上取得辉煌成就的关键年代。同时，他积极倡导儒家思想的诚信与任人唯贤之道，除聘请专业人才和进行中西合壁的现代化管理之外，尚重视公司管理层上下之间的和谐关系，并且尽一切可能为员工谋福利，这使到南益机构终于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大家庭特色的商业集团。

关于李光前其人其事，坊间载录华人传记人物之书目已颇为备载，近年更有以论文的形式刊登于学术期刊或将其生平翔实资料结集为专书者。3  本文乃在众多前贤的研究成果上，叙述李光前早岁赤手空拳南来之历程，至创办南益之后更秉持儒家之理念用之于企业经营和待人处事之道，进而投身民族教育事业和积极参与社会慈善工作，这一切都显示出了他“以商养儒”的气魄，以及作为一个曾经渡海南来而最终落足本土生根的企业家之典范。

二、两次渡海南来

李光前于1893年出生于福建省南安县芙蓉乡，原名玉昆，后以其号行之。李光前在家中排行第二，兄长玉麟、弟玉荣；八岁时丧母，童年在乡下渡过清苦的生活；由于父亲李国专早年自厦门远赴南洋谋生，因此李光前在十岁的时候，便追随父亲来到了新加坡，这是他在孩提时代首次渡海南来。这种风气在当时几乎已成为时尚，并且符合了早期自闽粤地区到南洋谋生一般人的想法，他们大多希望能把留在乡下的一两个孩子带过来，一方面增广其见闻，另外就是培养彼等学习经商之道，希望藉此为家庭的其他成员创造机会，从此脱离贫困的生涯。

李光前曾经跟随母亲身边在故乡的私垫念过几年书，可是他在1903年踏足新加坡的时候，首先则是进入养正学堂(道南学堂的前身)就读，随后人英印学堂(Anglo-Tamil School)学习。4 但其时尚无完整意义的华文学校，因此他只能利用周末的时刻到崇正学堂补习中文。1908年，李光前是年十五岁，由于他生性聪颖过人，乃被中华总商会因清政府所提供之便利，选派到设于南京的暨南学堂(二年制专科班)学习，专攻数学、物理、化学。1911年毕业后，曾先后人北京清华高等学堂(二年制大学预科)和唐山路矿专门学堂(交通大学前身)进一步深造。

李光前出生的年代，正值洋务运动刚刚结束，清朝政府却未能力挽狂澜，随后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以及1898年戊戌维新的匆促收场，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终于攻人北京，闭关锁国多时的中国正陷于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当中。直到李光前在1903年独自离开家乡远赴新加坡时，清廷实际上败象早呈，国势日颓，并且面临了西方列强的蚕食和瓜分。

西方的“船坚炮利”逼使中国必须承认在军事上的不足，以及政治上的保守和腐败，此乃激起了一般学者们“科学救国”的想法。李光前随后年事稍长，虽然身在国外，可是外在客观环境却让他感染到了祖国的贫穷与落后，因此体会出救国必须振兴实业，而振兴实业之道则有赖于科学，故而积极往科学技术方面发展，加上当时毕业自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的詹天佑，在铁路工程方面所获得的成就正扬威国际，促使他在清华预科毕业后，选择了受西方思潮影响的工艺学校——唐山路矿专门学堂继续进修。

然而，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政治格局虽然已经过渡到了民主共和，但事实上在改朝换代的背后仍脆弱多变。李光前在清华学堂和唐山路矿学堂学习的这段期间，乃见证了辛亥革命的成功，随后大清王朝正式告终，迎来了民国的新纪元，但国内的军阀割据和不平等条约导致国步维艰，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旋即让位袁世凯谋和，以期早日结束内战，可是由于袁世凯在北京坐拥军权，藉口镇压兵乱而始终不愿南下就职，遂加剧了整个北方的局势陷人混乱。而其时唐山路矿学堂意味着一股新思潮的酝酿，故为袁世凯所忌而被下令关闭，李光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于1912年匆匆起程返回新加坡谋生，掀开了他第二次南来并且是“只身”闯荡江湖的际遇，因为在这之前他的父亲已归故里，从此定居乡梓而不再出洋。

从1903年到1912年，李光前在短短的九年当中，分别自厦门和北京转赴上海两次乘船渡海南来，然后从一个在乡下边放牛，边接受启蒙读书的村童，踏人了新加坡的英印学堂，因此奠定了他的英文根基；并且因缘际会，再次回到祖国大地的四年期间，不但经历了大时代的洗礼，尚见证了民国成立后的国事凋敝，这一切的变化当然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跟他十岁第一次出国最大的不同者，乃是当他重新踏上新加坡的土地时，已是一个受过各种现代学科训练，以及自身增添了无数阅历的知识青年，并且是处于风华正茂的十九岁。

三、伯乐谦益与千里马南益

李光前返抵新加坡后，最初执教鞭于母校道南学堂及崇正学校，并且利用晚上的时间兼任《叻报》的电讯翻译，几乎不分白天跟夜晚，分秒必争，他对工作的投入和勤奋可见一斑。但即使劳苦为生活计，他仍不放弃任何可资学习的管道，以完成他立志成为一名合格工程师的愿望。因此，他旋即考入当时属于英殖民政府在新加坡所办的测量学校，并且以自修的方式攻读美国函授大学的土木课程，5 由此则可反映出李光前青年时代的好学精神。

振兴实业与崇尚科学精神固为李光前所秉持的两大宗旨，但纵观李光前在1914年自测量学校毕业后，他只是一个二十一岁初出茅庐的小伙子，由于不堪殖民地政府的歧视政策，并且受到庄希泉的赏识，替他偿还了与殖民政府所签订五年合约的费用，于是他便欣然受聘到中华国货公司负责处理有关各种釆购和中英文往来的文书事务。我们由此可见，李光前的踏人商界，在最早期的阶段，其与庄希泉的知遇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席卷欧陆，导致欧洲人口的货源日缺，于是庄希泉和陈楚楠乃掌握时机，合夥开办了一间专营中国货的公司，而李光前更是在聘任期间，开始展露了他在商业上的才华。他除了增加经营的种类，购进高质量的产品以扭转中国货品在市场上竞争的劣势；同时由于民国初年的小学课本已改为新版本，因此他瞄准了此一先机，大批进口中华书局新编订的教科书，以代替清朝末年新马各地学校沿用的旧课本。此外，他还积极引进了各种宣扬新思想的书刊，此举乃在新马两地开创了民族文化崭新的一页，并且打开了经营国货的困难格局，从而衍生出本土及国外进口贸易的新局面。

1916年，陈嘉庚为拓展橡胶贸易至美国市场，以避免橡胶价格被英资集团和洋行所垄断，于是他透过与庄希泉私人的交情，邀请李光前加入谦益公司，协助处理中英文信函和负责对外之联系。李光前在这之前曾去了一趟印尼棉兰拜会张福英与其夫婿林景仁；同时其父张鸿南曾表示愿意资助李光前赴香港深造。6 李光前于进退之间颇为踌躇，几经内心交战，终于决定放弃深造的机会，选择加入谦益，开始了他跟陈嘉庚深厚的渊源，并从此改变他一生在橡胶业所扮演的角色。

他在主持谦益公司橡胶出口业务期间，适逢橡胶的需求在国际市场节节上扬，因此为公司赚取了丰厚的利润。7 陈嘉庚十分倚重李光前的才学和识见，不但在1918年委任他为橡胶部总经理，并且在四年后(1920)将长女嫁给了他，这使他成了陈嘉庚的东床妙选。而李光前亦自始至终不负重望，在谦益公司任职的十一年当中，他从陈嘉庚那儿学习了许多经营橡胶业的知识，从生产加工到买卖报关的出口程序皆了如指掌，此乃奠定了日后他在国际橡胶市场上大展长才的基础。

1923年8月，陈嘉庚在其个人事业的高峰时，将一百股面值一百元的华商银行股票转售给李光前，总值十万元；由于陈嘉庚的长袖善舞和在社会上拥有的人脉，李光前在四个月后的股东大会上乃被推举为该行董事，这使他得以与新马华人商界代表乎起平坐，直接进入上层社会交往，并且从此与银行业结下不解之缘。因此，橡胶出口贸易和国内外业务的联系，当然是李光前在谦益最大的收获，但是建立起银行业的联系，8 事实上更是李光前日后在开创事业上重要的发端。

1927年，李光前与友人在麻坡创建一间小烟胶厂开始，直到翌年他正式离开谦益之后，乃成立了“南益橡胶厂”，专营橡胶买卖。

1931年12月9日，南益树胶公司并正式改组为“南益橡胶有限公司”(Lee Rubber Co.Pte Ltd)，简称“南益”，注册资本为五十万元，由李光前与林忠国联名注册(林忠国为林义顺之子，并且是陈嘉庚的二女婿，因此和李光前同属连襟关系)。

二十年代末是橡胶业的颠峰期，李光前出掌南益之后，励精图治，他的经营手法一开始便另辟蹊径从小户着手，在向当地的小园主收购橡胶时，总是以现金支付，因此甚得人心；然后再以实买实卖为原则，不在市场上作投机，如此便不会受到胶价起落的影响。尤其李光前在这段期间，除了营业的周转金，始终坚持不向银行作额外借贷扩建厂房或挹注橡胶行情的升降，故能避过了经济衰退时被银行逼仓的行动。

进入三十年代，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导致橡胶价格持续退低，李光前因为洞察先机而采取了降低承租机器设备和生产的成本，此举乃为南益橡胶立下了稳固扎实的根基，故当陈嘉庚和林义顺等大企业家纷纷倒闭时，南益因此幸能免受波及。1933年，李光前将南益的注册资本增至一百万元，实缴资本五十六万元，除经营橡胶园和橡胶厂外，继而不断扩充与橡胶有关的业务，包括装配胶片、胶液，运往欧、美、中、日等国，以至最终每年出口达五十万吨橡胶。

自1932年起，当三大华资银行——华侨、华商、华丰合并为华侨银行后，李光前先是出任副主席，但从此他的事业除了橡胶业之外，银行的融资业务乃成了第二重心，他本人并且自1937年到1964年担任华侨银行的董事主席一职，长达二十七年。我们据此可以说，三十年代末期，李光前事实上已一跃而成为新马华人社会以至东南亚橡胶业和金融业钜子的行列，这种情况至少是一直维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特别是当战火蔓延到新马两地之前。

而在这之前，当陈嘉庚的谦益公司于1934年因胶价一蹶不振，加上世界性的经济不景正式宣告收盘，南益的业绩虽亦遭受打击，但李光前却因着本身的才学与忠厚而赢得众人的赏识和信任，于1931年12月9日改组为南益有限公司后，乃获得叶玉堆和同乡李丕树的鼎力加股，9 由于善于向银行融资及分散投资业务，南益橡胶终于能迅速摆脱困境，逐渐取代谦益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橡胶集团。

但应该看到，李光前在谦益结束之后；仍一如既往支持陈嘉庚所创议的各项文教事业，包括1936年的厦大基金，以及1950年为修复与扩建遭战争波及的厦门大学。并且继陈嘉庚之后，自1934至1956年成为新加坡华侨中学董事会主席，前后达二十一年之久。不但如此，他在言行品德上亦由于耳濡目染，受到了陈嘉庚的影响，热心文化教育等社会公益事业。因此，不论从大处着眼或小处着手，我们皆不难得出这样的理解，陈嘉庚和李光前虽曾为主雇以及分属岳父和女婿的关系，但两人之间其为伯乐与千里马的情义乃非比寻常，更远远超出了个人和小我的境界。

四、劫后重建

战争遗留下的当然是令人怵目惊心和满目疮痍的情景，李光前于新马各地的资产，包括机器、厂房在日军占领期间遭到了严重的损毁，橡胶园内则杂草丛生，无人打理及收割达三年之久。但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进程观之，二次世界大战固然让李光前的事业受到了空前的重创，但是对一个冷静和独具慧眼的企业家而言，经历战争浩劫之后所蕴含重大的发展机遇则是千载难逢的。因此，当战场上的硝烟逐渐退去，重新力图恢复旧业乃是李光前毕生心血的凝聚，并且是南益机构开始进军多元化事业群的转捩点。

事实上，这也是李光前最为人所熟知和津津乐道者，自青少年时代起，他便养成了刻苦自学的精神，踏人社会后更且在进出口业务和橡胶业的经营上一显身手；尔后经历了战争的蹂躏，在艰困的时局中重新出发，遂将危机转为商机，并且大事进军种植业、制造业和金融业等多元化的业务，这么一来，李光前无论在个人的声誉或事业上乃扶摇直上。同时因为他摒弃独断独行的主张而实施开明的作风，加上西方的经验让他结合传统文化而开展出了现代化“中西合璧”的管理模式，这使他在商界纵横捭阖了半个多世纪，最终建立起庞大的家族企业王国。

回过头来看，李光前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在劫后恢复生产，正是由于他在青少年时代对学习工程和科学的执着，即使他后来在庄希泉和陈嘉庚的提拔之下进入了商界，并且在1916年放弃了到香港大学深造的机会，导致他无法实现一心想成为工程师的梦想，但命运之神却往往不是任何人可以左右的，他在往后的岁月中依然热衷于赞助科学、工艺和技术的研究与应用。10 所谓见微知著，我们因此不难想见，由于李光前对科学精神的崇尚，他所领导的南益集团甚且是新马华人商业机构中，最先将电脑引入并用之于本身事业的管理者，这一切看似处潮流之先，但显然个中并不是无迹可循的。11

还应该看到，李光前从北京回到新加坡之后，经过了十多年的苦读和不断自修，终于换来了使他成为在当时少数具有中西学养和视野宽阔的经商人才。尤其在他开始于商界崭露头角时。中国自1937年起，正陷入了八年的浴血抗战，作为一个心系祖国的商人，李光前自然义不容辞响应了陈嘉庚筹组“南侨总会”的号召，大力资助国内的战时物资和伤兵救援王作。12 其后，局势剧变，日本军国主义长驱直下马来半岛，导致新马两地被占领达三年零八个月之久。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李光前在开战前正前往美国出席国际橡胶会议，因战事而滞留美国。13 新马相继沦陷后，大部分华人的处境乃显得非常艰难，不单是南益机构在这段期间的各项生产处于停顿状态，就连原先躲在穷乡僻壤的小园主们，亦难逃流离失所的噩运。由于李光前曾积极支持国内的抗日救援活动，故资产泰半被列为“敌产”而遭日军没收和破坏。14

一直到战争结束后，李光前于1945年11月返回新加坡重建百废待举的事业，乃碰上了国内外经济大势逐渐复苏，欧美先进工业国对橡胶的需求量倍增，这一切使橡胶价格回升至相当平稳的水平。15 南益橡胶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自三十年代低潮时稳健起飞，此刻则大事增加橡胶加工的生产量，其后更遇上了韩战的关系，橡胶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李光前在新马及印尼等地的橡胶生产，因此得以迅速恢复元气，一跃而成为世界最大的橡胶贸易商。随着橡胶业腾飞之际，南益机构日渐壮大，李光前进一步抓住机遇而扩展其他行业的投资，包括大量种植黄梨和开办加工厂制造罐装出口，并且涉足航运、木材、印刷、工程、贸易和金融业等，16 进而成为华侨银行(OCBC)和大东方人寿保险公司最大的股东。同时，由于李光前的事业自三十年代起，乃带动了橡胶业及黄梨业的起飞，17 遂使他享有新马“橡胶大王”和“黄梨大王”之美誉。

从任职谦益拓展欧美市场开始，由于李光前通晓中英文，乃获得汇丰银行高层管理人员的信任和赏识，再凭藉他在社会上所建立的广泛交际，尤善于利用银行的贷款，18 以及战后各种特殊的机遇，乃李光前在事业上得以劫后迅速重建和投资其他领域的重要因素。

五、儒商本色
 
我们也许不容易给“儒商”下一完整的定义，但基本上是藉以形容那些具备企业家的胆识，同时能够结合儒者的风范之土商。

所谓的“儒商”，广义的说，首先他必须是一个受传统文化熏陶和重诚信原则的企业家。除了在商场上讲求投资报酬率和以创造利润为鹄的之外，言行举止各方面乃符合儒家一贯所强调的中庸态度，以及拥有慎言敏行之涵养。更重要的是，他尚须培养出推己及人的胸怀，在个人的家庭和事业之外，乃五分轩轾地热衷于社会工作。

那么，就此而言，放眼新马的华人社会当时并不乏众多的商业翘楚，他们在某个领域发迹之后虽腰缠万贯地称霸一方，但始终视建立个人的声威为最终的考量，甚或凡事只是从自身的利益为出发者大有人在。李光前跟这些富豪商贾相比之下，表面上看无异是一纯粹之商人，可是对内他不但以儒家的伦理思想自我要求，对外则以儒家不偏不倚的态度在社会上行事，并且在个人的事业有成之后，以儒者的社会实践自期，毫不犹疑地为文化教育和社会事业奉献心力，这种精神乃足以称得上是“儒商”和“以商养儒”的典型人格。

前已述及，李光前虽深得庄希泉与陈嘉庚的提携，但他自身所具备勤俭起家的美德，处事公正和待人诚实亦为成功之要素，因此这显然跟他选择以儒家学说为立身的标准和修养攸关。19 尤其在南益的创业过程中，李光前吸取了陈嘉庚家长式领导企业经营所衍生出的各种弊端和教训，于是“知人善任”和“惟才是用”乃成了李光前的经营哲学与用人之道。他并且将儒家的伦理要旨应用到企业的管理上，重视上情下达以及公司内外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同时极为关心员工的福利设施，甚至让创造盈利部门的主管拥有高度的自主权，这种管理方式日积月累，于是在企业中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向心力。

同时我们晓得，李光前是他所处那个时代文化水平相当高的企业家，除了精通中英文之外，加之遍游欧美，自然吸收了许多西方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方法。他很早便察觉裙带关系对企业发展之不利，于是将南益机构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而治之，也就是说，董事会拥有相关业务的决策权，日常的管理操作及执行层面则聘用专业经理及由属下人员负责。如此一来，决策层和管理层彼此之间虽曰层级分明，但却不失让部属和员工拥有可资发挥的余地。这种扁平化的举措和维系家族企业的组织架构，在今天管理学上仍具有重大的意义。

但应该说，除了引进西方现代化公私分明的管理之外，李光前亦融合了华人社会的传统经营之道，并且甚为重视同乡之情，举凡公司新聘的员工大多透过内部的举荐为主，因此管理层以福建籍居多，惟仍以专业和操守为基准。譬如负责苏门答腊南北两端和南马的杨逢年、史联对，负责泰国业务的李引桐，以及负责打理中北马的李成枫先生便是显著的例子。20 他们基本上都是从一开始便跟随李光前一起创业的功臣，并且在南益机构各办事处任总经理职数十年如一日，这种情况业已成为南益特殊的企业文化。

1954年9月，当李光前宣布退休时，南益机构属下的子公司早已遍布东南亚及欧美等地。而南益作为一个以橡胶业起家的跨国集团，业务自然偏重于跟橡胶有关的范围，主要为橡胶园和烟胶厂等设施，占集团总资产约半，其他则是由银行业与黄梨，饼干等制造业平分秋色。由于李光前很早便有计划培养接班人和善于充分授权管理层，因此南益的经营策略始终毫无偏差地按照既定的方针行进，并且成功树立了家族企业的良好管理模式。

持平而论，商场上的冲锋陷阵往往令人难以把持道德之准绳，李光前虽然亦为一介生意人，但他自始至终以儒商的精神面貌示人，为此而终生不渝。尤在诡谲多变的商战风云中，能坚持原则一如既往者几稀?因此不论从近处或远处来看，这便更为烘托出了李光前一生光明磊落的独特之处。反之，其时依靠阿附洋人的势力而成为高官贵贾者亦多矣，惟独有多少人最终能名留史册?儒商和惟利是图汲汲钻营者，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乃在于此。

李光前的儒商精神和知人用事乃是他获得成功之要素，但溯自二十年代末，在“南益”创业之初，李光前便已提出了“诚实、信用、严明、谨慎”的经商原则。21 李光前在往后四十年的商旅生涯中，始终奉行儒家的原理原则待人处世，其儒商本色固不说在殖民统治之下必须仰人鼻息的时代，他对儒家学说的推崇和以儒商的面貌行世，即使放到今天的场景来说，也仍旧是值得吾人倍加学习的。

如是观之，远从青少年时代开始，李光前因为切身遭受了大时代各种苦难的淬砺，让他深深地体会到惟教育足可兴邦的道理。因此，李光前在自身的事业成功之后更为重视教育，以至倾囊办学之举，显然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六、倾囊办学与李氏基金

在新马的近代史上，重申教育用以启迪民智民情主张者，自然不独李光前一人，陈嘉庚、陈六使、林文庆等皆然。李光前虽称不上是教育家，但他对办教育的见解却自有其独到之处，他认为：教育不但是启发人类的智慧，同时也在求个人与社会的生存、传播与发扬人类的文化。22 此一观点到了今天仍足以为吾人深思。

除了新马地区，从1939年起，李光前便在家乡独资创办了“国专小学”和“国光中学”。特别是在1943年，当李光前决定创办“国光中学”时，正是日军统治马来半岛期间，李光前当时滞留在美国，而他在新加坡的资产则被日军所冻结，经济的拮据可想而知，但即使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下，李光前仍为筹措办学的经费而奔走，甚至典当衣物充当学校经费，原因不外乎他对教育理念的择善固执。

甚且我们可以说，当全世界都处于战争的年代，中国由于内战的关系，因此在客观条件上尤为恶劣，但即使如此，李光前仍旧在这个时候提出了“平时需要教育，战时更需要教育”的论调，显见他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造福桑梓之余，乃坚决认为教育是达致国家兴盛的必备条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李光前继续捐资设立了“梅山学村”，其中包括了筹建从小学和幼稚园以至医院等配套设施。23

李光前生平自奉甚俭，不喜铺张排场，尤禁奢侈和浪费，并且对此自我要求甚严，24 可是对社会的公益事业却始终慷慨捐输，尤其鼎力资助各种文化、教育和社会慈善事业乃不惜一掷千金。1957年，李光前独资捐建华侨中学图书馆；随后并且捐款三十七万，率先倡议在莱佛土图书馆的基础上，扩建为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他为该馆的成立和奠基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当陈六使于1953年提出创办南洋大学时，李光前所持的观点虽然与理事会成员意见分歧，25 他依然认捐实收捐款总额的10％，达一百零四万元叻币，随后并多次捐资设立奖学金和购置教学设备。我们在这当中除了看到李光前以民族教育为重外，同时更凸显出了他个人的心胸和器量。回首南洋大学从1955年开办到1980年被并人新加坡国立大学为止，它走过了风风雨雨的二十五年，自然应该说已完成了历史的使命。但我们认为，李光前当时建议以先办一间学院开始，往后再作升格为大学的缓兵之计，其所以不被众人所苟同，恰恰好可作为我们当今朝向民办高等教育的借鉴和参照。

最具意义的是，1952年3月29日，李光前在纪念其父亲“李国专助学金”的基础上，进一步设立了“李氏基金”。他首先出资将南益机构的部分产业作为运作基金；1960年，乃将基金会分设于新马两地，1965年并且在香港成立了“李氏基金有限公司”。到了1964年，李光前在终老之年，又将其个人名下的股权(占南益总股份的48％)悉数捐出。如此一来，“李氏基金”反而成了南益机构最大的股东，并使它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基金会每年将此为数可观的利息用作赞助发展科学研究、文化教疗与社会福利等慈善事业；尤其是投入教育方面的支出，乃占了总数的75％。李氏基金曾捐款予新马的各大专学院，独中及华小，26 在这项基金有效管理的全方位运作下，新马两地公私立的文教机构、27 华人社团、学校的软硬体建设等，其获大力捐助者乃无以计数。不但如此，李氏基金在推动新马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以及促进教育文化所扮演的角色，至今仍影响深远地持续扩大中。

除此之外，李氏基金对学业优良而家境清寒贫苦学生的协助，乃足不分种族、宗教信仰、籍贯，姓氏和帮派的，也从不附带任何条件，只要该学生的学业表现优异，其条件符合“李氏基金”创立的宗旨和标准，即有资格获得是项奖学金。今天新马两地的学子受惠于“李氏基金”者不知凡几，其对升学育人与奖掖后进所作出的建树，时人无可媲美。倾囊办学与创设“李氏基金”的宏效既行之有年，因此，李光前在新马华人社会声望、信誉之隆，概非出于偶然。

七、社会事业与文化建设

名书法家潘受生前曾为李光前先生题过一首诗，其中两句为：“芭蕉抚臂无人见，暗替千花展绿荫。”显然可以作为李光前一生专注自身的事业之余，并且投身社会活动和文化事业最佳的写照。

然而，李光前对新马华文教育，以至社会公益事业的贡献乃众所周知，并且是人们所学习和缅怀的。我们当然亦无庸置疑李光前在兴学办教和慈善工作方面所表现出的积极努力，但有一个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是：李光前除了增建校舍、捐助学校历年经费和扩建图书馆外，是否曾为社会的文化建设作出了播种的工作?

教育事业当然可以归人广义的文化建设，但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位阶来作审视，将文化建设聚焦于提高群众对政经文教方面的认知，以及推动民间文化的承传，那么李光前在这方面也许是有所缺欠的。但与此同时，我们在观察一种文化现象或社会问题时，事实上乃不能脱离历史时空发展的规律，李光前出身的年代从清末到民初，一直到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乱逃难、民不聊生的情况比比皆是，何况为解决战时的物资短缺，乃耗尽了大部分人的时间与精力，能生存活命下来已属不幸中之大幸，对于基本的文化建设在吃饱穿暖尚成问题而未能彻底解决之前，自然是无暇顾及的。而我们在相隔半个多世纪后再来回顾此一史实，自当可以释然。

从1914到1916年，李光前任职于中华国货公司，新马华人社会对于知识的开发在当时仍属于萌芽的阶段，而李光前在这之前因为亲身体验了辛亥革命的乾坤扭转，于是洞烛世局丕变，乃率先引进新课本和宣传介绍新思潮的书刊，这项动机除了商业行为外，我们仍不能说它是完全不具备文化意义的。尤其我们必须考虑李光前在踏人社会时，局势仍处于动荡时期，文化并非人们首要顾及的设想，如何求得社会稳定和解决生存发展的问题更显迫切，因此若说李光前除了教育之外，对文化建设工作没有重大的影响，出于历史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一来李光前的兴趣和所学都专注在工程和科学方面，二则他本身乃长期厕身于商界，似乎他的专业领域与推广文化事业并没有太大的关连。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李光前为保存东方民族文化在异国土地上的延续，除了本身出资办学，并且落力为华侨中学、马来亚大学、南洋大学及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等扩建工程，付出了无数的心血和财力，乃称得上是属于为弘扬文化所作的努力。此外，他在受邀针对社会课题发表意见时，乃不断强调新马地区处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各民族必须和谐相处的重要性，这种论调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之为李光前的社会观点。

举例言之，1949年，当设于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创办时，曾获李光前捐赠二十五万元，1951年复再次捐款二十五万元建立图书馆，28 随函嘱咐宜优先购置东方文化书籍和增进科学之研究。我们从中可以见出，李光前与之同时代主张兴学办教时贤们最大的不同点，乃是除了建校和热衷传统文化之余，尚大力提倡与西方文化作交流，并且注重图书馆的建设，尤不遗佘力倡导对工程、科学的研究，显然这跟他早年的学习经历与志向有着莫大的因由。

李光前之所以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概出于他本身对儒家思想的认同，这并且对于他往后重视发扬东方文化及热心民族教育起着重要的影响。1946年，李光前在接受《星洲日报》记者的访谈中，就阐明了在新马地区实行多元文化的可行性，同时坚决否定了实行“强迫文化”，他认为。文化只能交流、互换，强迫接受只能引起反感。”29 这种观点促使李光前不断呼吁新马华人社会不能只顾及自身的发展，而忽视了其他民族的利益，必须在社会上与各民族共存共荣、和睦相处；马来亚联合邦成立后，即使已年届七十高龄，李光前仍决心学习马来文，井利用闲暇收听广播而力学不倦。

不但如此，李光前除了斥资兴学，乃身体力行积极参与社会慈善事业，尤其当社会上发生各种灾难险情，乃亲赴灾区视察慰问，并且举凡赈灾济贫、筹建安老院、孤儿院、残障中心、寺庙、教堂，以至孤寡残疾人士的医疗施赠，无不尽心尽力解囊救急和予以热情的赞助。自1958年起，李光前众望所归出任新加坡福利协会主席，直到1964年4月卸任为止。

我们由此可得出进一初步之结论，李光前力主发展教育和增建学校所需的设施，虽未扩及文化建设和民间的各项文化活动，但他对教育和社会福利持之以恒的贡献乃无需赘言。因为这种种的付出，致使李光前不论在新马地区的文化教育或社会事业上，乃成为政府和民间的桥梁，以至成为各民族之间闻名遐迩的人物。

八、余愿得偿

由于李光前对新马社会的卓越贡献，1958年，马来亚大学授予李光前名誉法学博土学位，这在当时可说是一项至高无上的荣誉。但李光前毕竟是一个谦虚的人，他在大学当局颁赠学位仪式上答词日：“这种授予想系大学对有贡献于教育事业者的一种奖励办法……本人厕身工、商界，自愧无甚贡献，何以克当?”可是，他同时藉此指出：“星、马的教育设备，在东南亚可谓首屈一指，而位于东西方交通枢纽，融合阿拉伯、中国、印度及西方文化于一炉，宛如联合国之缩影，耳濡目染，源远流长，人物优越，世罕其匹。”

李光前是一个兼具东西方学养和见识的人，其办学之理念因此并不局限于一时一地，尤其他认为新马地区乃位于东西方的交汇，假以时日两者融合碰撞产生出新文化的发展乃无可限量。因此，他最后引申曰：  “本人深信，本邦各高等教育机构毕业生，均能出类拔萃，成为东南亚人才渊薮，不但为本邦服务，且能供应邻近友邦之需要。”

此乃充分体现了李光前对教育足以影响社会的高瞻远瞩，他强调马来亚大学无论在地理上或文化的多元方面都拥有许多的优势。因此作为一间具备这一切条件的大学，理应立足新马、放眼东南亚，以至世界的文化，并且支援周边的国家，彼此发挥守望相助的精神。由此可见，’李光前目光之远大及洞见，自非一般人可比拟。

1962年元旦，经宪报公布后，马来亚大学正式一分为二。在吉隆坡的仍称马来亚大学，在新加坡原址的则改称新加坡大学。新加坡大学理事会和评议会乃无异议一致通过推荐李光前出任该大学首任校长，此实为一介平民所获最高之殊荣。他在该年三月亲赴欧洲考察教育，并由南益机构泰国分行负责人李引桐的陪同下，参观了英国的剑桥大学。6月12日，由前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兼马来亚大学检校校长(Chancellor)麦唐纳(Malcolm MacDonald)远自非洲前来主持的庄严就职礼上，李光前再次以“德薄能鲜，何以克当”的自谦语气发表演讲曰：一家大学，不只是可引以自豪或荣耀的东西，亦不只是藉以得到知识和技能的工具，他亦是人类精神享受自由和接受灵感的家庭。要如何领导学员们，走运条水平愈来愈高的路程，增广他们的视线，使追求无穷尽的知识、智慧、真理和美丽，这是我们的责任。

这段话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四十年，但对于一所大学肩负培养青年学子们选择正确的人生态度而言，李光前不仅是在知识技能上，而且在精神上要求他们应具有更高的理想和目标。他因此认为：“大学不是使人引以为荣的工具，也不能限于传授技能，而应该使青年提高精神，树立责任，发挥自由意志与上进精神，追求真理、获得智慧、豁然贯通。”这种崇高的办学精神对任一办学者而言，以及放在今天的世局来看，其所展现的气度和睿智，至今依然闪烁着亮丽的光芒。

从办小学到中学，李光前尤其对如何办好一所高等学府，及大学本身应含有的历史使命，无疑有着极精辟的阐释。而作为一篇重要的大学文献和李光前生命中光辉的一页，他最后并且引用了下列三段话作为结束语：
　　一、“我们对国家的贡献，有什么更好或更大于为它教育青年!”——古罗马雄辩家西塞罗(Cicero)
　　二、“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孟子
　　三、“凡是要收获好稻的，必须先种好种子。”——马来文格言(Barang siapa yang ingin memetik padi yang bagus，hendaklah menaburkan benih yang bagus pula．)

李光前始终以平常心看待被委出任校长一职，乃视之为当局用以联系民众的社会需要，他不过是克尽作为一平民百姓之责任罢了。然而，他在掌校的四年期间，除着重倡导各民族之间彼此敦亲睦邻，并且紧密地融合各民族传统文化当作是办大学的宗旨之一。应该说，李光前乃为新加坡大学在创办之初，立下了重要的里程碑，他为该大学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1965年，李光前因患肝癌，遵医嘱需长期休养，乃毫不恋栈地请辞斯职，除获大学当局颁授“文化博土”之外，并由李氏基金捐款一百万元为之倡导成立医药研究所。同年，他并且辞去了华侨银行董事长一职。两年之后，李光前终于病逝。

九、结语

综上所述，时代与环境的历练，造就了李光前成为新马近代史上杰出的企业家，尤其他在经过了无数的奋斗而成就自身之余，乃大力兴学办教和参与各项社会工作，这便是我们何以称他为“以商养儒”用之办学的精神。同时，他所提出的前瞻性办学理念，不囿于一国家民族、地域的视野，而走出为全世界的文化而努力，这种不以小格局自居的文化观，显然是我们今天站在二十一世纪之初，思之发展新马地区文化教育最重要的期许。

当然还有一些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议题：譬如从1962到1965年，李光前在四年的校长任期内，为新加坡大学的开办除了作出纲领性的提挈之外，其他有关中长程校务建设的规划，包括制度的建立和大学精神的塑造，李光前到底提供了什么样实质的构想和建议?尤其他认为大学不但是知识技能传播的场所，并且在精神上应契合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他为此提供了哪些具体的理论基础和实行方案?而新加坡大学在经过三十多年的耕耘后，乃成功跻上亚洲大学排行榜的前卫，这是否与当初李光前所设定的各项办学宗旨，有着内外在的联系?

另外一个可能成立的问题是：李氏基金的创设与实施成效卓著，在很大程度上不免令人联想到美国著名的卡内基、福特、摩根、洛克菲勒等基金会的运作，这是否乃李光前在1941至1945年二次大战滞留美国期间，所见所闻继而受到影响和称得上最大的收获?这方面的参考资料以及他在美国活动的记录非常缺乏，尤其李光前本身并没有留下回忆录和日记，或相关的著作供后人寻迹，我们只能从零星的报导中窥其一二，30 这一部分或是我们将来可继续研究的方向。

同时，今天我们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谈到华文教育的生根发展时，往往首推陈嘉庚和陈六使，主要因为他们两人为新马两地的华文教育，掀起了开风气之先的重大影响。事实上在早期南来的先贤中，特别是对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各机构团体和华文学校有着巨大贡献的，此中当推李光前出力最多，而非陈嘉庚或陈六使。3l 虽然我们不可否认，李光前在商业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乃远远超过了他在文化意义上的努力，然而这只是就一般的情况而言罢了，倒是他费尽心思在政府和民间居中所扮演的角色，反而不为华人社会普遍所讨好，不若陈嘉庚之毁家兴学创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以及陈六使随后创办南洋大学，最终更且被新加坡政府褫夺公民权，所引起的社会轰动效应令人牢记。

不过，时过境迁之佘，如果我们从一个比较实际的办学效果和眼光来看，陈嘉庚所创办的厦大只维持了十六年，便因为经费无以为继，不得不交由中国政府接管；陈六使所倡议的南洋大学则经过二十五年的坎坷路之后，于八十年代初被并人新加坡国大。无独有偶，陈嘉庚和陈六使两人的事业早已经结束，惟独李光前的事业如南益机构和华侨银行仍稳健良好地操作，特别是李氏基金和其所捐资兴办的中小学校至今仍继续向前发展，他们之中除了个人的抉择和历史的客观因素外，彼此在思维判断和管理方式上的差别，肯定亦可作为我们反省的殷鉴。

无论如何，回顾李光前的一生，他从一个出身乡间寂寂无名的村童到逐渐步上划时代人生的大舞台，李光前目睹了近代发展史上几个重要的阶段，其一为十九世纪末的晚清以至二十世纪初辛亥革命的成功；其二乃1914至1919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其三则是1941到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李光前不但经历过龙旗易帜、欧战、日军侵华和因珍珠港战事牵连而滞留美国，及至战后到了五十年代，亚洲新兴国家纷纷摆脱原宗主国的殖民统治而独立，包括新马地区的政治地位从此有所改观。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在欧美工业国的带动下逐渐复苏，东南亚各旧亦普遍朝向迅速发展的局面，此乃有利于各行各业的兴起，这种情况当然惠及了南益的整顿工作；更应该说，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韩战，导致橡胶作为战略物资的需求甚殷，这个契机乃让李光前的事业得以大步向前挺进，并且从这个时候开始，南益机构的多元化经营乃逐步迈向了高峰。32

李光前一生以儒家思想作为企业管理之道，并用之于待人接物，乃为新马华人社会立下“以商养儒”的企业家风范。而在现代社会人格典范逐渐流失的当儿，李光前一生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待人以诚和用之于发展本身的事业，尤其在逆境中勇于进取的奋斗事迹，乃足以为后人所景仰；并且他对世局轻重的衡量，乃为我们在继承华文教育和发扬传统文化的薪传方面，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启示。

斯人已远，李光前虽终其一生游走于企业经营和教育事业之间，但显然最能表彰其对社会的贡献和关切面者，以及让他英名永垂的，则是发扬了儒商精神、致力于兴学办教之卓然有成。至于“社会慈善家”的称号主要是因为他对社会上各种公益事业的乐善好施，除了开办学校、设立奖学金造福群众，并且对于赈灾救难从不落人后，以至人们出自对他的尊敬所给予崇高的赞誉。

1967年6月2日，先生因癌疾归道山，享年七十五岁。自童年生活清苦、家境不裕一路走来，临终前乃嘱咐哲嗣将遗体火化，身后事一切从简，此乃合乎他生平一贯以简朴为立身处事的原则；惟重视民族教育和儒家思想的忠恕之道，庶几可概括其为人及终生不辍的信仰。

　

注释：
1. 陈六使和李光前为同时期新马著名的企业家，两人皆曾在陈嘉庚的谦益任职，其后在三十年代创业，四十年代在事业上声名鹊起，然而他们在企业经营和管理上互相迥异，以致南益在李光前于1967年去世后仍持续壮大发展，陈六使所拥有的益和在其人于1972年逝世后便自商场上失去了踪影。
2. 李光前的哲嗣成义、成智，成伟和三个女儿，长子成义为南益集团及李氏基金总裁，次子成智主持黄梨业，幼子成伟则负责银行金融业。彼等虽学有所成或继承家业而身居要职，但皆甚少在此间媒体上亮相，隐隐然颇有乃父之风。
3.“小就资料性的丰富和论述最为详尽者，当推林孝胜：(李光前的企业王国《(1927-1954)：新华家族企业个案研究)，载《亚洲文化》第9期(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协会，1987年4月)；至于结集为专书者，则以李远荣所著：《李光前传》(香港：名流出版社，1998)为善。
4．由于李光前的父亲当时只是一名穷裁缝，因此没有能力送他进入费用较为高昂的“英华学校”就读。
5．李光前修完了前三年的课程，可惜无实习机会，以至未能参加毕业考试。见《李光前博士传略》(吉隆坡：吉隆坡教育出版有限公司，1987)，页2。
6. 张福英为印尼著名华商张鸿南之女，李光前1912年自上海回新加坡时，在轮船上认识了她们夫妇，彼此一见如故。张鸿南非常欣赏李光前，并且有意资助他赴香港大学深造。
7．根据陈嘉庚的回忆录，从 1917 到 1920 年间，谦益每年的盈利乃维持在八十万至一百万之间。
8．1924年，李光前开始购进华侨银行五十股面值百元的股票，芹于1930 年当选为该行董事。
9．譬如自1926年加入华商银行董事局的叶玉堆，便曾在全球性经济不景时人资南益成为股东，以及在合并后的华侨银行任内跟李光前一起并肩作战，共赴时艰。另一个机缘乃是风暴发生的1929年，当林义顺在积欠汇丰银行大笔贷款的情况下，获李光前居中协助解决，然后白银行接管有关胶园和厂房后，同意以极优厚的条件将厂房承租给李光前继续经营。
10．李氏基金捐助予英国剑桥大学生化教授李约瑟 (Joseph Needham)出版其著作Scienceand Civilization Jn China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至第四册。数目达五十万元。见《李光前博士传略》，页16.李氏基金在李光前去世后，依然秉持先生的遗愿，协助学术研究、科技书刊的出版。见李远荣：《李光前 传》，页128及129。
11．1952年，南益橡胶在李成义的建议下，南益董事会(包括李光前)大力支持采用了电脑加强与各分公司的业务管理。见李远荣：《李光前传》，页85。
12．李光前曾认捐三十万元予陈嘉庚所领导的“马新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 (简称“筹赈会”，后改称“南侨总会”)，但此举同时亦埋下了日后他在新加坡的产业被日军宣布为“敌产”的伏笔。
13．战争爆发前，李光前长子成义白1939年已在费城深造，李光前夫妇当时携带了三子成伟和两个女儿在美国避难，另一女儿则在澳洲求学。次子成智留在新加坡，曾詖日军拘捕。后经友人救出。见李远荣：  《李光前传》，页59。
14．战争前，南益集团在新马两地拥有大约三万英亩的橡胶园和黄梨园，在新加坡有四间大型胶厂，马来亚有二十间分行，泰国有一间胶厂，在印尼有七问胶厂。单是分行与工厂的职员就有二千人，胶工与工厂工人约有三、四万人。见李远荣：  《李光前传》，页59。
15．国际橡胶价格白1934到1941年维持在每磅二角至三角八分之间，其与1932年跌至每磅七分乃不可同日而语。
16．李光前的企业除了南益橡胶有限公司之外，尚有南益黄梨、南益饼干，南益油厂、南益种植、炎州贸易、南亚船务、德美行等二十多家公司，并拥有华侨银行和大东方人寿保险公司的大量股权。见黄如捷：  <新加坡著名企业家李光前)，方秋根、姚平芳编：  《龙的子孙——海外华人奋斗生涯》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页69。
17．1930年，李光前曾脱售一百七十五股华商银行的股票，以筹集资金克难并投资其他行业，同年他和林忠国乃合伙收购了位于柔佛的南洋黄梨厂，而改组为南益黄梨公司。
18．南益曾分别于1934及1936年向汇丰银行透支二十一万五千元及十五万五千元的融资。1949年，南益橡胶并且曾向汇丰银行取得五十万元的巨额贷款作为公司扩展业务之用。
19．儒家提倡忠恕仁爱、敬老尊贤与慎终追远，李光前一生乃秉此律己待人，并持之以恒用到企业的经营和人事管理上，为儒商精神树立了典范。
20．李成枫曾跟随李光前大半辈子，本身亦成为大马著名之殷商和实业家，他在任内曾倡议和规划“李氏基金”，为南益集团贡献良多。曾任《南洋商报》的董事主席，并且出任古隆坡南益小学、中华中学董事长职多年。
21．此乃李光前在创办南益时立下的经商原则，即所谓的“八字真言”。
22．李远荣：《李光前传》，页127。
23．李光前自1939年前后认捐五百多万建立起功能齐全的文教基地，促使南安梅山成为闽南区重要的初、中级教育大本营。见黄如捷：  (新加坡著名企业家李光前)，页70。
24．李光前生活简单，不喜应酬。1965年当李光前在上海就医时，经医学专家诊断发现李光前有“营养不良”的事实，颇为出乎人们的意外。
25．当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时，李光前因洞悉英国殖民地办大学以一间为限。因此，李光前认为处在当时的局势，先设立一所学院较为妥当，将来再逐步发展与扩建为大学，惜未被筹委会釆纳，并致使他碍难接受南大理事一职。见《李光前博士传略》，页6。
26．获李氏基金捐助的学校遍布新马，包括马来亚大学、南洋大学、新加坡大学、拉曼学院、义安工艺学院、英华初级学院，华侨中学、马六甲培风中学、居銮中华中学。宽柔中学、钟灵中学、坤成女中、国光小学等等。见李远荣：《李光前传》，页182。
27．除了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奠基，设于吉隆坡的大马国家博物馆亦曾获李氏基金的捐助。
28．1949年大学当局成立时，李光前率先捐赠叻币二十五万元，嗣于1951年再捐前数，凑足总数达五十万元。见《李光前博士传略》，页6。
29．《星洲日报》，1946年10月12日。
30．根据有限的材料，我们可以得知：1943年，李光前曾在盟军当局委托哥伦比亚大学主办的军事人员训练所担任讲师，专讲东印度地理和风土人情的课程。见《李光前博士传略))，页9。
31．譬如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和遍布全马各独中的“光前厅。，巴生槟华中学的“李国专楼”，以及新山的“国光小学”等。(“国光”之命名乃寓意纪念国专及光前两父子)
32．林孝胜指出，韩战过后也使南益暴露出一些组织上的弱点，如行政及财务管理松驰，职员有挥霍现象等。有鉴于此，李光前便在1952年将南益改组，并且结束了一些无关轻重的小业务，专注于橡胶，黄梨及银行等主要的业务。见<李光前的企业王国(1927。1954)：新华家族企业个案研究)，页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