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范文澜

这本文集，逾半数文章从旧作存稿中选出。这些文章，曾先后发表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各报章、杂志和学报上，时间跨度无虑38年。2007年7月退休，新马南大校友函电再三敦促，劝我将存稿汇集付印，以广流布。去年初扶病拣选了100篇文稿，出版商以为篇幅过多，须适应当前市场需求，坚嘱汰选，将篇幅较长者抽出，减缩至60篇。打字付梓前，又经筛选，最后定稿47篇。这本小书定名为《读史与学文》。其未经选用的他日将辑为续篇。

多年来华盖星犯命，交上了华盖运。万方多难，迍邅困踬，使我在崎岖的治学道路上蹒跚而行，沉滞累年。所幸有师友扶持，门生鼓励，劝勉我拿出勇气，克服困难，促使我决心“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曹丕《典论•论文》）于是我从事于寻因果、找规律、明是非、论曲直、述往事、思来者的精神劳动；把研究历史当作实现社会服务的一种工具，把撰写历史当作一种严肃而神圣的事业。

岁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40年来，五日京兆，风尘碌碌，在学术上没有什么成绩可言，实是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但在读书方面，倒有点经验和体会。我服膺唐代学者皇甫湜所说：“书不千轴，不可以语化；文不百代，不可以知变。”（《谕血》）他鼓励人们多读书，厚积理，增广知识面，才能融会贯通，而产生脱胎换骨的变化。陆放翁晚年总结他自己一生的写作经验，持盈自若地说：“六十余年妄学诗，功夫深浅独心知。夜来一笑寒灯下，始知金丹换骨时。”（《夜吟》）他极言学诗要下工夫不辞长期磨炼，且要经过呕心沥血的艰苦实践。做学问，著书立言，是一桩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和戛戛独造的精神劳动。一个立志要在科研上获得成就的人，他唯有刻苦钻研，殚思竭虑，兀兀穷年，孜孜求索，才有希望摘取学术的绚丽花朵。
从事历史研究，除了竭泽而渔
，占有详尽的资料外，不能没有指导思想，不能没有理论修养，不能不懂方法论，不能没有掌握多种语文能力，不能不断地更新知识结构。有了这些条件，对史料的解释，对问题的分析和对思想的阐述，就会更明确、更深刻，更科学。优秀的历史家，一般多有高深的文学造诣，文史兼通，在其文章中，表现亦史亦文的特色。

曾国藩曾批评清代大儒如戴东原、钱辛楣、段玉裁和王念孙等人，他们学问渊博，文字学和训诂学造诣之深，直逼汉唐，但文章却写得啰里啰嗦，枯燥乏味（《家书•谕纪泽》）。今日的年轻史学工作者，应关注文字表达问题，即历史文学问题，要文章写得好，不妨读点文章学，同时多读些有定评的古今好文章。

新马史是主旋律

这本集子的文章，是我多年读史和学文的札记。现在把这些文章排列为七个单元，其内容以评述新马历史和研讨本地华人历史为主旋律。其中有叙述早期华工出国的血泪史，揭露苦力贸易的罪恶，表彰华工的辛劳，对新马社会繁荣进步的贡献。他们劳苦功高，名留青史。我曾读过《明史•外国传》和明人一些谈域外的载籍，因此对明代中国与马六甲王朝的友好关系进行探索，并曾通过实地调查，尝试重建青云亭和三宝山的历史。我在新加坡庙宇、公塚和宗乡团体，搜集碑刻资料，结合政府文书，研究中国南方和早期新加坡的帆船贸易。帆船贸易给新加坡带来经济的增长，并促进华人的拓殖活动。我的论文题目是《中国帆船和早期新加坡》，发表在《南洋商报》1971年的新年特刊上。华族先贤叶亚来、陆佑、叶观盛和陈秀连等人，对吉隆坡从一个偏僻的三家村发展成为大都会奠下了物质基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并促进了本地华族的发展。我在他们传记中，对他们的丰功伟绩，给予高度的历史评价。叶亚来1864年在吉隆坡谐街（现改敦李孝式街）献地建立“仙四爷宫”，所膜拜的主神是谁？60年来颇有争论，我考出所祭祀的神祗是盛明利和叶四。对马来西亚的历史分期和近代史的开端年代问题，从理论上加以阐述，作出了自己的结论。我编过两本南洋大学校史资料集和论文集，一本未刊南大史稿。对南大的兴亡史，我步武清初万斯同撰写《明史稿》的治史风格进行工作：广事搜集资料，熟读深思，史贵征实，不杂好恶之见，下笔谨慎。我在本集里共收入四篇有关南大校史的文章。100多年来，欧美历史家撰写世界史，视欧洲为世界历史的中心，在资本主义时代，甚至在上古史，中世纪史里，强调欧洲人的创造和贡献，显耀欧洲人的优越和威势。我对欧洲中心论的史观不表苟同，提出意见。此外，对修史技艺，历史知识普及化问题，也发表一些管窥蠡测之见。

师事陈许两导师

本集子原有附录两篇，因为篇幅超出预算，临时抽掉，那是陈育崧先生与我合撰的有关新马华文碑刻的研究论文和《林文庆传》。我与陈育崧先生翰墨情缘20多年，长随杖履，亲承謦欬。他指导我搜集研究新马碑刻文物，并诱导我从事海外华人的研究。这方面的专业，我是师承于他的。在此谨志前缘，並深表缅怀和铭感。

我研习马来西亚史，受益于许云樵和陈蒙鹤两位老师。许老师精通古代史，陈老师擅长近现代史。

许云樵老师从事南洋史地研究40年，著作等身。他笔耕砚田50载，晚年文章更晓畅、精练、简洁，真是“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杜甫《戏为六绝句》）他的代表作，推数《南洋史》和《马来亚史》。这两本著作，我先后通读过八遍，并与R.O.Winstedt的A History of Malaya 及D.G.E.Hall的A History of South East Asia 做比较研究。在南洋古代史方面，他以史地考据的成绩，为学界所重视。我充分吸收他的南洋史地考证成果。他曾指导我研习南洋史的方法，首先要搞好基本功，从语文、目录学、地理和民族学入手。先通南洋通史，然后钻研相关国别史，再读断代史或专门史。这样循次渐进，可收融会贯通之效，可取得有系统的历史知识。经过这样的训练，从事独立研究时，就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当时我聆听他的教诲，真是昭然若发蒙。
许云樵老师谆谆告诫我，要我学会从旧资料中发现新问题的本领。他从《太平御览》、《说郛》和《册府元龟》等典籍中披沙拣金，写出《蒲罗中考》这篇名文。他提出“蒲罗中”就是马来语Pulau Ujong的对音，意为“极崎头洲”，为马来半岛最南端的新加坡1,700多年前的古地名，比新加坡古名淡马锡（Temasik）还要早。中国人知悉“蒲罗中”这个地名，是三国时吴国派朱应、康泰出使扶南国（今柬埔寨）所听闻得来的。古籍中对蒲罗中土人的生活风貌有奇异描写。许云樵老师这个论断，震动学坛。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为文批驳。有一次他往泰国开会，路过吉隆坡，与我作一次长谈。他娓娓与我谈起，他怎样研究并发现这个新加坡古地名的经过。他说这个发现是他“鸡窗苦读四十年”的最大研究成果，他认为他的论证方法是乾嘉考据学和西洋汉学的相结合。

在南大沉潜十年

我在南大沉潜十年，给我带上了治学的门径，并掌握了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和考据学的基本知识。我的历史观和治学方法的获得改进，可说是我的学术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飞跃，我把治学的目的和方向与人生价值观的闸门打通了。在南大时期，各种史学思潮，空前活跃，百家争鸣，纵横碰撞。在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学方面，我受了近现代中国史学界和欧洲19世纪上半叶以来崛起的大学者如L.V.Ranke、E.Bernheim、K.Marx和E.H.Carr的影响。我学会运用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去阐明和分析马来西亚史的问题与特点，犹如在九重之渊，获千金之珠，收获不少。比如对马来西亚历史分期问题，大马史学界较少进行探讨，但在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曾进行过长期研讨和争论。我曾探索过马来西亚历史分期问题并提出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对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可以促进创造性的理论探索。

一百多年前，德国有一位学者恩格斯，提出理论思维的研究和锻炼，是提高人类思维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这个灼见。他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自然辩证法》（英文版）第60-61页）他认为学习以往的哲学，是获得这种思维能力的重要手段。我认同这个论断。我曾有系统地研习理论思维（以往的哲学），脑海里产生一个新的思想境界，它给予我的历史思维以新的动力，加深了我对历史认识论的认识。80年代以来，大量的西方史学思潮著作，堆积在我的书案上和书架上，使我有应接不暇之感。1996年中我放弃了教学工作，受聘于华社研究中心，在悠悠的十年中，我有机会和条件，再从事全职的研究工作。为了献出自己暮年的余热，我如一匹川马，“不用扬鞭自奋蹄”，窥阅陈编，网罗旧闻，拾掇丛残，爬梳整理，编写了五本史籍。这是生命之钟，在黄昏的夹谷中，撞出的阵阵的响声。

写作时为了加强论据，而取材或略述时贤和外国学人的著作，在风簷寸晷中赶稿，不克细查原文，引文出自某书之何页，历时既久，不复记忆。文末附注，报馆编辑为了节省版位，往往删去，现已无法补苴。谨此言明，并对有关作者致以谢意。
古代作家称自己的著作付梓，谓之“问世”。“问”有请教之意，孔子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论语•公冶长》）写作人应把自己的眼睛往下看，倾听匹夫之言，询于芻荛之微，贵学乐问，以表示谦虚和求实的精神。这本集子出版的旨趣，无非是要向读者诸君作个汇报，并与同行交流。我祝愿新一代的历史工作者，走一条平坦顺遂的道路，并取得崭新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