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元勋敦陈祯禄与敦李孝式史料陆续流落他乡，消息传来，令人怅然扼腕。李孝式儿子李文隆表示，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7年前主动联络李家，协助李家整理这些文献，并将文献数字化，所以将这些文献捐给东南亚研究院是顺理成章的事。这番谈话，实在语重心长。

长久以来，政府对东南亚的研究一直未予重视。马大相关东南亚语系停止招生后，各大学中已完全没有东南亚语言的课程。这种现象连带也使校园以外的东南亚研究团体意兴阑珊，进而陷入半停顿状态。目前只有一些零星的学者，单打独斗地从事东南亚的个别研究，成立“吉隆坡――东南亚讨论会”（Kuala Lumpur - Southeast Asia Roundtable）不定时举行专题讨论，或开设一些东南亚的相关课程，至于横向整合则付之阙如。学界整体的东南亚研究成果，落后新加坡甚多，甚至连印尼、泰国、越南都比不上。这样的研究基础，怎能不叫李家将先人珍贵史料交托给狮城？

此刻，政府应对东南亚的区域研究作有系统的整体规划，高教部则应就东南亚人才的培养作整体设计。首先，恢复或新设大学中东南亚语文的系组，若一时因师资缺乏而无法设立，可考虑于一两年内先行开办东南亚语的公费留学，以培养区域的语文人才。

只有了解当地的语言，才有可能进入东南亚人的内心世界，并对东南亚文化有足够的了解与尊重。

其次，设立东南亚研究所或研究院，带动东南亚的研究。东南亚研究所可设立于某一大学之下，也可由企业赞助的方式，成立独立的研究智库。如此方能整合人力，将资源作最有效的运用。倘若研究所无法于短期内设立，也可由高教部征询各大学意愿，协调各大学成立东南亚区域的各个研究中心。

例如英殖民政府撤离之时，曾在马大留下数千册关于东南亚人文史地的书籍，因此马大就可以发展成为研究东南亚人文史地的中心。同样的，其他大学也可以根据其背景、研究领域及地理位置，发展成研究东南亚政治、经济及南洋水域等各领域的研究中心。

以现有的研究基础，共同为政府政策开路，并且提供足够的养分。这些研究成果并可汇整出版，成为政府制定区域政策的重要参考。

此外，华社研究中心、亚洲策略与领导研究院、策略及国际研究院等民间学术团体，也应与大学功能划分清楚，强调最基础、最窄最深的研究，并尽量回避现实政治的纠缠。所以社会各界不应以社会参与之多寡，即实用价值的大小来衡量其成绩，更不应将政治带入其间；至于社会及本土关怀是必要的，但不应与其研究工作本末倒置。

不过，社会各界对华研、策略及国际研究院等的不了解也部份归因于它们本身。譬如华研、策略及国际研究院等众多的出版品在外面书店中无缘得见，自然使得外界对它们的研究成绩有所怀疑。像美国肯尼迪研究中心的学者每年就某专题对有兴趣的社会大众进行系列演讲的讲座制度，就不见诸华研与策略国际研究院，特别是僻处湖滨公园的策略及国际研究院更缺乏与社会的接触点。

因此，社会应责求民间学术研究团体提升研究水准，应责求它们将研究成果公众化，应责求它妥善规划领导相关学界之责，应责求它协调基础、应用科学以及技术发展的任务，但不应责求它们放弃本行去参与各种社会运动。

以策略及国际研究院而言，它的硬体设施也存在著若干问题。首先是它的周遭大环境。策略及国际研究院在湖滨公园数十年，附近环境虽然优美，但却连一家像样书局或可供交谈的公共空间都找不到，实是少见的怪现象。至于院区本身则因空间所限，无法配给宿舍予研究人员，往后若要扩大规模，如何安顿庞大研究人员最起码的居住问题，是当局所应特别留意的；至于内部结构而言，事务单位员额及权力的膨胀，也是值得检讨的。

相对于民间研究团体，政府对科学研究院的支援，弥漫著轻视人文学科的泛科学主义心态，不仅反映在内部各种细微事务的运作上；其实人文学科的发展与自然科学一样重要，决不可有倚轻倚重之别。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不同，无法靠研究员单打独斗，而需大量助理协助从事实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