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7日乔治市入遗之后,原本只在民间口头与文书(含新闻媒体)广泛使用的中文路名,也就逐步在乔治市古迹区的官方路牌落实了。民间路名纳入官方路牌之后,今年(2009年)下半年却爆发了两场争议,即10月份的繁简体字型与11月份的规范化与否之争。
以民意为依归
中文路牌的繁简体字型之争,其实反映的是两种思路:强烈主张简体的语文工作者认为,当前我国教育制度下的规范中文字型既是简化字,那麽,配合政策而推出简化字的中文路牌是理所当然的,尤其也是“与世界接轨”的必然步骤(杨欣儒,2009a);主张繁体字型的则认为,中文路牌所反映的其实是过去一、二百年来乔治市的生活文化,既然古迹区的诸多旧牌匾皆以繁体来显示,故繁体的中文路牌才能与古迹文化有机性地协调(杜忠全,2009a;欧宗敏2009a;黄启灏,2009;李耀祥,2009;李嘉雯,2009a;沈志伟,2009;杨善勇,2009)。议题浮现之后,官方的态度是开放讨论与听取各方意见(《中国报》,2009a),因此我才强调,既然将争议课题寻求民意表决,最终就必须以多数市民的意见为依归,惟有这样,才能充分显示有关方面的诚意(《东方日报》,2009a;《光华日报》,2009a)。最终在10月下旬,有关当局依据网路投票与问卷的结果,裁决恢复繁体路牌,1 但同时强调依据早先数个民间团体联合上呈的备忘录内容,2 在恢复繁体字型之时也“去口语化”,即以标准华语的规律来规范中文路名(《光明日报》,2009a),自此掀起了路名规范化的另一课题。
乔治市中文路牌争端的规范化课题,槟城古迹信托会最先表达坚决反对的意见(《光明日报》,2009b),随后一呼百应,而在州政府依然表明听取各方意见的前提下(《南洋商报》,2009a),关心乔治市中文路名之生态保存者,纷纷透过媒体访谈与撰文发表来陈述观点(杜忠全,2009b;杜忠全,2009c;林玉裳,2009a),甚至发起“一人一信反对乔治市中文路名去口语化”的网路活动,吁请人们直接电传邮件给有关行政议员表达反对意见(《星洲日报》,2009b),甚至呼吁全面检讨有关的中文路名备忘录,以便重新寻求更全面的市民意见(《星洲日报》,2009c)。
随著州政府听取并接纳古迹文化界的意见,且在争端爆发的一周之内即体察得议题核心所在之后,即迅速做出了保留原状的结论(《星洲日报》,2009d)。然而,检视这拖沓了两个多月的路名争议,最终除了为乔治市的中文路牌取得应有和合适的呈现外,更为重要的,还是此次争议所带出的信息。
中文路名是文化遗产
在争议的过程中,主张从古迹文化的角度来看待中文路名者反复强调,乔治市古迹区的中文路名不但具备指明路向的现实功能,同时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化呈现(林玉裳,2009b;林玉裳,2009c;杜忠全,2009d;杜忠全,2009e;陈爱梅,2009a;陈爱梅,2009b;萧悦宁,2009;许运发,2009;欧宗敏,2009b;郑庭河,2009)。因此,中文路牌不但是当下生活里的空间坐标,同时也指向历史时空,是古迹文化的有机体(杜忠全,2009f)。基于这样的认知,所以反对任何不适当的修饰。从繁简体之争到后来的规范化课题,文化人都一贯地站在这一立场来陈情,希望唤起社会共识,以维护乔治市文化古迹的原生态。
这一次的争端,其实源自早前一些人理所当然地把中文路名视为语文课题,于是从语文层面来著手处理(杨欣儒,2009b;杨欣儒(夏然),2009c;杨欣儒,2009d)。殊不知,就此课题而言,语文只是表象,其内里所承载的历史与文化信息,才是更为核心的。
然而,当初针对中文路名提出统一和调整之议的,其实也有各自的关怀点:中文媒体工作者从新闻报导有必要统一路名的角度出发(陈建业,2009),而语文工作者则从语言规范的层面切入,按出发点而言,两者其实都没有错 —— 很多事情往往并不存在简单的对错的,只是权衡得是否周延而已,只是,这样的处理显然忽略了古迹文化之考量,更没有口传文化的保存意识。对路名缺乏古迹文化的自觉意识,才是引发争议的症结;透过争端而让更多的人体会得,老城区的中文路名原来是祖先留下的珍贵遗产,这才是更为重要的信息传达。
尊重民间口传文化
中文路名是文化遗产,说得更具体一些,那是民间口传文化的一种表现方式。在民间生活实践中直接产生的路名,也就具备了口传文化的特点,杂多、不统一是它们的本质。时至今日,我们大致已脱离它们所源出的生活土壤,于是人们多从官方路名的角度来审视之。相对于官方一路一名的明确与统一,口传路名难免予人紊乱无章的印象,而其土语方音的本质,也与标准语的语言规律不一致(王义展,2009),难怪让人感到混淆。
因城市与社会发展所致,口传路名所源出的生活记忆,如今多已不复存在了,而原本杂多不统一的口传路名,它们其实也在按自身的规律逐步趋向简化和统一:有些一路多名的路段经淘汰之后凝定为单一路名,一些原本被切分成多个段落的街道,后来逐渐被单一符号取代,而这是市民的选择,我们应该尊重。因此,如觉得需要统一中文路名,那麽,首先得认清与接受其口传文化的本质(李嘉雯,2009b),再考察其自身的存汰规律,从而做出相应的取舍(杜忠全,2009d;《东方日报》,2009b;《东方日报》,2009c)。这样的统一工作,是得从下到上来著手的,反映的是市民实际使用的状况。倘若不是,而是自上而下地强势规定,那是干预乃至破坏了口传文化的生态。
方言字课题
乔治市中文路牌的争端,随著有关当局察觉早前的语文之争乃陷入误区,因而率然宣布回归古迹文化本位来处理(《光明日报》,2009c;《光华日报》,2009b;《南洋商报》,2009b;《星洲日报》2009d),有关课题即已了结。然而,随后的余波,是检讨早期承传而来的方言路名用字是否正确,即字形与音义粘合与否的课题。
针对乔治市中文路名的方言字进行检讨,是从华人民间俗写成“沓田仔”的Carnarvon Street开始的(《中国报》,2009b)。此一问题,我想可分成两方面来看,一是自始即已用错字形的情况 —— 假如有的话,另一则是近数十年才讹化的,这两种情况的处理,应该是有所不同的。
已符号化的无需更改
检讨乔治市中文路名的方言字 —— 主要是闽字和粤字,较之先前的繁简字形和华语规范化之争,显然是更切入课题核心的。但是,我们绝不能仅只从语文层面来讨论和处理,因路名不纯粹是语文课题。路名是一系列的符号,就官方路名来说,它们既是政治符号,也可以是权力的象征,而对民间路名而言,它们是生活记忆的传承乃至族群史的延续,也是社会史的缩影。倘就情感层面来说,它们更承载著人们对土地的深厚情感,然后才凝结成一个个固定的路名符号。
这些口语化的路名很早就已文字化,并且在民间文书里广泛使用了。谈口头路名文字化,我们不能预设以前的人都缺乏方言字的概念 —— 别忘了早期的方言学校都以方言授课,他们的方言与文字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我们今天那般地疏离。当然,这不表示一定不存有误用方言字的情况。假如有这种现象,我们是否需要予以修正呢?
如果从文字的角度,当然有错必改,对错是分明的 —— 白板上写了错字都得抹掉重写,以免贻笑大方。但是,路名与一组随意组合的字词不同,路牌也不比一方白板,不能轻易修改,尤其是经过一二百年的传承与使用之后,它们早已在我们脚下的土地生了根,也跟我们的生活与情感融为一体了。因此,如就民间文化的角度观之,这些一二百年来以固定的文字符号出现的路名,它们其实早已符号化,而不再是个别的单字了。
因此,按过去与现在社会群眾的约定俗成,也按过往历史文献的载录和今天我们的持续使用而言,轻易地改易路名,恐怕会造成历史的断裂和记忆的断层,更会造成生活上的不便。因此,权衡其得失,就不得不让人进一步深思了。
后期讹化的应修正
另一种情况则不同,那是后期讹化的结果,比如所说的“沓田仔”,或许就是一例了。
闽南人说的“沓田仔”,指的是低洼的湿地,而早前那里确是一片沼地,客家社群叫出的“草塘”,即相似地貌在不同方言的类似叫法。回归文献,1900年乔治市路名的整理文献,确实是写作“沓田仔”(Lo, 1900),而在此前后的不少印刷文献,也多有以“沓”字记写的。按闽南字,“沓”字并无烂泥巴地的解释,误用大致是显见的。
印刷文本以外,就市民记忆而言,不少住在城区的老市民,他们在手写路名时,据知多写作“畓田仔”—— “畓”或是民间造字,一般说义同于“坔”,畓田(台湾有此地名,音làm-tshan,与乔治市的“畓田仔”发音相似)或坔田皆指低洼湿地。3
这样,我们或可这麽说:早期人们约定俗成的手写路名,都以“畓田仔”通行(陈存生,2009)—— 印刷媒体其实也有如是使用的,惟“畓”“沓”字形相近,早期或是手民之误而致以“沓”字讹之?
如上述的推断正确,既在字的形音义方面得以证之为误,又在早期市民的使用习惯和历史文献两方面皆能证明为讹传的,那就该予以修正了。而有关此一课题,目前已初步达致恢复“畓”字的共识(《中国报》,2009c),余者尚待讨论。
结语
最后,这一回乔治市市民反对路名规范化的,其实包括两方面的人员:古迹工作者按维护古迹的角度极力抗争,而文化人则从维护口传文化,尊重民间文化遗产的角度出发。力保旧路名,双方的切入点虽然稍异,但目标相同,所以口径一致。而从“一人一信”到撰文发表,参与者其实都很清楚,他们只是针对市民大眾和官方单位两方面来陈述观点,期能引起有关方面了解课题的核心,及唤起市民普遍关注乃至进一步认清本土文化与历史的特质,4 祈能促成市民社会的形成,这,才是主导这一场乔治市路名争议的背后思考。
注释:
1. 乔治市的双语路牌是自2008年12月开始分批次安置的,早先的两批皆为繁体,引起争议的简体路牌是2009年9月第三批安置的。
2. 有关备忘录是由槟州华人大会堂、槟州中文报记者协会和槟州报界俱乐部等三个团体经联席会议讨论、拟定与呈交予州政府的。
3. 按乔治市耆老谢清祥先生(66岁)转述其家族承传的旧说,谓该地在一百多年前原有马来人的小稻田,唯稻产不多,当时的闽南迁民谓该田地不肥沃,故称之“畓田”。
4. 课题争议间歇之时,远在“南方边城”新山的杨邦尼发表之《路名的历史角力》一文,算来是乔治市中文路牌之争在北马以外地区“吹皱的涟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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