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在五、六十年代的北马华人社会中，林连登几乎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除了他家财万贯之外，他也以其热心华文教育及社会公益而闻名，尤其是他对韩江中小学的投身更让潮人引以为豪。在马来西亚华人教育史上，如果说董教总的林连玉、沈慕羽代表一股力争华教在宪法上合法地位之力量的话，那么林连登则代表另一股力量，直接创立、维持以及献身于各地个别华校，易言之，董教总是针对华教的时代大叙述发言，而后者则分散于全马各处，为华教的微观发展作出贡献，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人物几乎与所投身的学校密不可分，林连登就是一个显例。林连登与韩江学校之关系大可比拟陈嘉庚与集美、陈六使与南大。今天，我们谈韩江中、小学，甚且新创的韩江学院，都不免让人联想起林连登。林连登的名字几乎与韩江学校紧紧连结在一起。

    基本上，林连登的一生是早期华人移民“商而富则绅”，进而回馈社会的典型例子。他善于聚财又善于散财的特质足以成为儒商的楷模。这自然有其时代背景，但林连登个人的举措以及对自身际遇的反应亦不容忽视。作为本文的分析进路，本文将把林连登置放于其小个人所处脉络与大时代背景里头，以窥视他如何自处一从一位身无分文的穷移民到富甲一方的社会领袖。

二、家世与早期经验

    要理解林连登的一生，必须先了解他的家世、教育背景。许多社会学家认为，早期经验是人生不可磨灭的经验，它造就了一些个人的倾向和偏见。林连登字达科，原籍广东惠来县西区鲁阳乡。他生于清朝同治九年(庚午八月二十日丑时)，也就是阳历1870年9月19日。

易言之，林连登生长于纷乱不居的清朝末年，近代中国的一部苦难史是他的当然背景。至今，关于林连登早期的家世背景所知不多，相关的叙述几乎寥寥数笔，而且都是“受林连登之召”的情况下撰就或经林连登自述而整理成的。1  学术性的叙述可谓阙如，因此这些传记难免有些溢美之处。但无论如何，它仍然是现今了解林连登一生不可或缺的资料。

    缘此，有关林连登的家世，我们只能以林连登的自述为依据。唐镇邦在《林连登翁奋斗发展史》2　说:  “其先祖父世辅公，年少读书，功名不成，家有恒产，业白糖生理，旋为兵房司书，族中称为小康之家。”3　林连登在《树胶经验谈》中则有这样的自述：

    余家承先人余荫，薄有田亩，居乡务农，每逢农事繁忙，则出而帮助先严耕种，兼耕而读，一暴十寒，是以在乡塾读书五年，不见进步，十四岁曾赴县城从师方清辉贡生，受业一年，颇能领会，翌年乃返邦山乡唐家姐夫师郑融先生，专攻《四书》  《五经》，郑师教法精严，训解有加，由此大有心得，其识字之基于焉奠立，十六岁时，因先严患宿疾，不能操作，余不得已中途辍学，出而帮理家务……。4

    综合而言，林连登出身农家，但其前代曾”读书不成”，又任“兵房司书”，因此家族仍然具有某种程度的书香远缘，家中尚存在注重教育的氛围。从他的自述来看，林连登虽曾念过数年书，然而他所接受的教育显然是以传统旧学为本。以十九世纪的七十、八十年代文化生态而言，当时尽管西学业已开始进入中国，但还没有根本的动摇传统的教育制度。虽然早在1850年(道光二十九年)，潮汕地区就有由外国教会兴办的新式学校，但是新式学校毕竟是光绪年间的变法维新运动以后的事，也就是1900年前后。5　林连登求学的时间大约是在1879年至1884年间，当然难免不脱传统的窠臼，何况其故乡惠来县只是一个小县，民风自然比较封闭。更重要的是，林连登长达五年的乡垫教育是在“兼耕而读”之下完成的，难怪他自己后来说这段教育“不见进步”，因此林连登真正比较专心就读的教育生活大概只限于县城受教于方清辉贡生及郑融不及两年的时间。基本上，林连登所受教育还不至于达致“书生型”或可以“进仕”的阶段和教育程度。也就是说，论其教育水准，林连登仍未企及参与科试的资格，不管是省试或者京试。然而，在那个年代，中国大陆乡下到处是文盲，林连登尽管前后只就读不到六年传统教育，但已属难得。这对他往后生活起了一定的作用。至少林连登可以识字以及尊重教育应该跟他的童年短暂的师塾经验有关。6

    从林连登的自述也可看出，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林连登早期生活圈子几乎只局限于潮州，尤其是惠来县。即使他曾读了几年书，但也不脱潮籍范畴，即方言教育，最多也没有超越传统古典教育。因此林连登并不深谙华语，这一开始就局限了林连登往后的社会圈子。往后的事实证明，林连登只积极参与潮人组织，并以方言网络来建立自己的社会事功。事实上，潮人的方言群认同一向也比较强烈，凝集力因此亦强。这些都是我们探讨林连登时不得不多加注视的背景。

    林连登的童年生活基本上与一般的中国孩童没有分别。到了1886年林连登十六岁那年，他的生活才开始发生变化。其父亲荣才公重病，不能操作耕事，身为林家长子的他只好辍学，以帮助家务。被迫辍学的经验可能促发他在事业有成后，注重教育建设的其中一项潜因。失学隔年，林连登即娶陈氏。在二十岁那年，荣才公病逝，林连登根据传统习俗，负起一家之主的职责。由于下有弟妹四人，加上子辈开始滋生，有限的田地耕作并不能负担家里越来越大的开销。家庭负担的不胜荷负，加以东南亚殖民地经济发展的吸引力，许多同乡出国谋生风气正盛，林连登也开始萌生出国的念头。在1893年当他二十三岁正值气盛之时，林连登终于偕同堂兄达智在乡人的带领下，告别了家人与家乡，南来马来亚开始他另一阶段的生活。

    自1893年迄1963年逝世为止，林连登在马来亚一住七十年，间中虽曾回返中国五次，但他一生中最健旺的岁月可以说都是在这里渡过的。然而，林连登毕竟是在中国潮州故乡长大，早期的经验对他自然留下深远的影响，这些经验日后不时影响他的路向。

三、一个实业家的崛起

    十九世纪末年至二十世纪初期是华人南来的高潮时期。而潮州又适临南海，在近百年各种历史因素的促成下，移居海外者极众。根据估计，海外潮人大约有六百万以上，相等于潮州现有人口的60％。7 这是相当高的比率。由是可见，移居海外在潮州已蔚然成风。林连登就在这样的情境下，赤手空拳地来到了马来亚这片陌生的土地。历经数十年的艰苦奋斗，他最终以经营种植业、产业及酒业而嵋起于北马，成为富甲一方的千万富翁。迨至1950年代初期，其名下所拥有的树胶园丘面积已达一万余英亩，是马新其中一位树胶业的佼佼者。8 因此，林连登创业自有过人而值得我们记述之处，不过更为重要的是，他的人生事业正是在此基础上拓展开来的。

(一)从潮州到北马

    当威省于1800年并入槟州，作为主要粮食生产区的时候，已经有来自中国潮州人在那肥沃的中南沿海一带种植甘蔗等农作物了。9 1810年以后，潮州人率先把那里大片荒凉的森林开辟成甘蔗园。到了1835年，园丘面积已达到九百英亩左右。这些园丘沿袭了中国传统的方法，建立用水牛推动的磨坊，每年提炼蔗糖六，七百吨。在糖业上的成就使潮州帮在当时的华人社会中占着显赫的地位。许武安 (1825-1905)、纪来发(1835-1892)、连瑞利(?-1924)等家族就是代表。10 事实上，根据占姆斯•杰克森(James Jackson)的说法，潮州人在传统上也擅长于园丘种植业，而在十九世纪，这群人正是整个东南亚卓越的农耕者和园丘工人。11 由于乡缘的关系，潮人也因此大量移居至此，12　林连登可能即在这种“物以类聚” 的情况下选择这里作为其谋生之目的地。这在早期华人移民中常有的现象，1893年，即光绪十九年农历二月初八，时值二十三岁的林连登僧同其堂兄达智在同乡的引领下，一起南来，途经香港，再经新加坡，而于2月18日抵达槟城。在工头吴来兴的率领之下，林连登等十人乘搭小型轮船过威省北海，由于盘费已空，便步行至鲁乃(Lunas)市镇，开始他的第一份工作。

    鲁乃隶属吉打州，与威省接邻，是刚刚开辟的小镇。林连登与许多潮州人以及华人劳工一样，也是从出卖劳动力做起，等到有了积蓄之后，才慢慢转到工商业发展。到了鲁乃，林连登立即在一个正在开辟的园丘担任锄手。这种工作的选择也是极为自然的，因为园丘工作是他在中国务农时一种经验的延续。园丘工作时间相当长，每天辛劳十小时。但对林连登而言，丝毫不觉辛苦，这应该跟他在家乡耕作所锻炼出来的体力有关。诚如林连登自己所说的，“然寸因年壮力强，实不见其苦也”。13 由于工作勤奋、特出，不出数月，林连登就获得工头的赏识，工资由每月四元二角升至四元八角。

    工作了八个月之后，林连登发现当他把钱汇寄家乡以后，自己已身无余款，这使他开始觉得“如此劳苦，所得代价不过如是，实无多大希望。”14 因此，二十四岁的林连登便开始计划自己创业。首先，他转到惹腊，打算自己开垦园丘，后来又回到鲁乃替人锄野草。二十六岁之后，他才在惹腊一地种植木薯，同年他将木薯收成卖出，获得二百元。有了这笔钱之后，林连登又迁至居林从事小本生意。他进入木薯园丘收买臭粉，15　并奔走于园内与市场之间，然而这些付出非但没有为他带来盈利，反而亏本。尽管几年的徒劳无功，林连登并不气馁，他旋即转业，专向马来人收买野树胶块。这次终有收获，经营一年之后，他就已累积了四、五百元。这是平生第一次拥有这样一笔款项，他心满意足。与其他华侨一样，这时林连登也想衣锦还乡，以与家人团聚。然而，在一夜之间，林连登所有存放于一马来人家中的树胶竟然被窃，损失极大，数百元储蓄一无所剩。经此打击，林连登只好重新出发，衣锦还乡之梦只得重新织过。翌年，林连登到双溪咯向政府承包酒税局，经营一年，竟没有什么盈利，他又被迫迁至戎戎(Junjung)开设酒业，号称泰发，但仍无利可图。经过八年的奋斗，林连登屡战屡败，事业还是不成。他自己把这段时期称为“流动苦干的生活”。16

    吸取了失败的经验，林连登又曲折地回到自己最熟悉的种植领域，终于在三十二岁那年初有所成。1902年，林连登把积蓄投资于椰园。他回到鲁乃，花了一千六百元购置了约二十英亩的椰园。同时，又在园地内创立屠业，号称万成发。农业与屠业双管齐下，为林连登挣得不少盈利，他的事业至此终于取得成绩。

    经三年的奋斗，当事业趋于稳定之后，三十五岁的林连登娶第二任妻子郭氏。1905年，林连登开始扩展其业务，他向吉打政府申请一块面积约一百英亩的地皮，大量种植木薯，间种树胶。另一方面，他又兼任其他园丘的总巡一年。后来，该园丘出卖，他才把全副精神集中于自己的园务上。1907年，林连登把其屠业扩展，先后于居林及双溪大年开设分行。他的同乡戴振顺和林加如也在此时参与股份，三人各司其职。乡亲关系分外使他们能够互相信任，生意也蒸蒸日上。

    1908年是林连登大力拓展其木薯业的开始。他除了自己向政府租地八十英亩，也与林加如合资栽种五十余英亩的木薯。同乡兼伙伴林加如与戴振顺也步其后尘各别领地栽种。华人开始在吉打种植木薯始于1890年代，当时吉打政府在吉南采矿区发出大片租地供种植木薯。

踏入二十世纪，木薯业日益受到华人欢迎，常常作为橡胶树的间作物。至1906年，光是瓜拉姆拉、居林和万拉巴鲁等县，就有超过五万亩土地是划为木薯与橡胶或椰子间作园地。木薯业前景一片大好，由于林连登的商业眼光，他看到自己以及加上商业同伴林加如和戴振顺的园丘，总共有约二百五十英亩，足以作为一间木薯厂之基本原料来源。因此，他于1909年提倡创设泰丰火较碾厂于双溪呀兰，他占有超过70％的股份。建厂计划可以被视为林连登业务迈向生产过程自足化的第一步。木薯几乎是在马来亚的任何地方都能成长，下种之后就不需怎么照顾了。因此，很少人力就足够管理一大片木薯园了，成本并不大。在处女地下种后，第一期的利润回收预料是在两年之内。最消耗人力的作业部分是挖采木薯根茎和把收成送到加工厂去。事实上，运输费是十九世纪华族木薯业的最大开支项目。17 因此，自设工厂于园丘可省去大笔运输费，这可见林连登灵活的商业策略。经过三年的经营，泰丰为他及同伴赚了十四万元。林连登过后独资收购其余股东股份，将六年前栽种的约一百英亩于扣什之树胶园售出，以筹资全权控制泰丰。

    从此以后，林连登几乎大举进军木薯业。他将泰丰园的木薯种植扩展至一千余英亩，以应付工厂之需。根据占姆斯•杰克森的说法，木薯可能是第一种以园丘规模在吉打种植的作物。林连登可能就是其中一位木薯业前驱者。泰丰厂主要以木薯粉生产硕莪粒，当时硕莪行情极佳，价格由三元八角涨至八、九元，而且这个价格还保持了一年之久。单只这一业务，每月就为林连登进帐四、五千元。此外，木薯渣就是猪只的主要饲料，而在二十世纪初，华人社会人口骤增，对猪肉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加。因此木薯需求进一步提高。1912年，林连登又创设老泰益工厂，并开辟大约一千二百英亩的木薯园，间种树胶。林连登开始种植树胶始于1905年，这可能与1910年前后于马来亚掀起一股种植橡胶的热潮有关。

(二)北马树胶业巨子

    橡胶业在本邦的发展是始于十九世纪末。1894年，林文庆与陈齐贤组织联华橡胶种植公司，在新加坡的杨厝港购置四千英亩土地，准备种植橡胶。1897年，陈齐贤又在马六甲投资了二十万元，在二千英亩土地上种植了橡胶。后来，他竟以二百多万元高价卖给英国人。一本十利，这项消息传开后，震撼了新马社会，引起华人种植橡胶的兴趣。18 当时，正值汽车业快速发展，带动了轮胎业迅速增长，由此刺激了橡胶业的蓬勃。

    到了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在英国殖民政府的各种鼓励之下，加上橡胶价格上涨的推动，华人商家便大量申请单供种植橡胶的土地。在吉打州方面，当英国政府在1909年正式从泰国手中接过控制权，并委派一名顾问入主吉打之后，种植树胶便受到注重。英殖民政府对申请土地作为种植树胶者给予奖励，而且凡是种植成功之后，还．立即发给地契。19 因此，林连登在1912年开始比较大量在老泰益园间种树胶，随着树胶业的崛起，许多传统种植领域开始让路予橡胶业，木薯业亦不例外。木薯种植面积则渐渐从1915年的三万英亩降低至1919年的一万八千英亩。第一世界大战之后，种植面积更进一步下跌。20
 
 胶树的长成，从幼苗到开割收成，约需六、七年。因此，在1910 年，林连登种于1905年的树胶终于有了收成，这是他树胶业的第一次收成，但是总的来说，1920年代之前，其种植园仍以木薯为主。
    1916年，林连登创设泰丰栈于槟城义兴街，除了作为自己商业上的总枢纽之外，也成了其他土产公司的代理，从中赚取佣金。此外，他又把商业多元化，先后从香港购买了两艘货船，以辅助其商业上运输的需求。其中一艘是川行于槟城与双溪拉兰(Sungai Lalang)之间，另一艘则川行于双溪大年港线。这些货轮运输林连登公司出产之土产，包括硕莪、树胶、木薯等至槟城总枢纽。这标志着林连登的商业进一步的生产自足化。从种植、生产到运输及总汇都一一具足。与此同时，林连登又开设杂货店，因为货船在归程中，可以顺道运载杂货到其园丘内，以售卖给工人。

    种植业为林连登贮存了巨大的资本。1918年，林连登与友人合资向政府承包赌税，他占了20％。以当时的社会情况而论，林连登肯定已具有一定的资本和社会势力，才能承包赌税。承包赌税，是英殖民政府实施的“饷码制度”的其中一项专卖权(另两项是酒税和鸦片税)。这种制度赋予包税者垄断赌业的经营，获利丰硕，而英殖民政府也可从承包者缴纳税金中得到可观的收入。经营二年余，林连登获利十四万，这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同时，他又与友人合作经营米较碾米厂，及自资创设连登酿酒厂于双溪大年。这是林连登参与的第二项专卖。这次是个人全权经营，而且垄断了吉打州的酒业，他的获利自然更大，这对他的商业王国建树扮演颇大的角色。睹业及酒税专卖为他挣赚了一笔可观的资金，使他的业务更具条件多元化。因此，不久之后林连登尚进军产业，先后在双溪拉兰、双溪大年、鲁乃以及美农(Bedong)兴建了店屋。他也于北马各地兴设其种植业及酒业分行，为其商业王国建立了庞大的网络。除了固有双溪拉兰(联共和) 、槟城的总汇，他也在吉打亚罗士打(泰联) 、西岭 (Serdang)(益和栈酒厂)以及北霹雳巴里文打(联益和)开分行。

    由于一战的发生，1920年全球遭遇经济不景的冲击。树胶业首当其冲，每担只卖得十六、十七元，林连登的树胶业自然亦难免不受影响。因此，林连登将老泰益与大港之园丘总共一千七百英亩的园地卖给英国人，共得近六十万元，以应付经济上的需要。1923年经济好转之后，林连登再创新泰益厂，种植了一千六百英亩左右的木薯园。经济不景之后即可立刻作出投资，由此可见经济风暴后的林连登身家仍然稳固。而当时硕莪行情每担大约有五、六元，新泰益亦为他带来微利。但林连登这次的栽种目的不再是木薯而是树胶，和以前不同，现在木薯种植反而成了暂时而次要的间作物，以取得额外收益而已。犹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此即以将养将之谓也”。21 1926年，林连登再接再励开创泰成园一千五百英亩，同样是先种木薯后种树胶。继而再创设泰荣园一千五百英亩。就在此时，树胶价格又猛泻至每担七元。但是林连登早有预备，仅售出槟城一部分产业以应付不景之需。从此以后，林连登的事业稳如盘石，园丘逐步扩大，崛起成了新马其中一位树胶业巨子。在日治时期，尽管大多数园主把胶园弃置，但林连登却反其道而行之。他继续整顿胶园，佣用工人割除野草，甚至选种另行种植，使其胶园产量加倍。所以，当日本投降，许多园主正在重拾弃置的园丘时，他的胶园却开始大唱丰收。到了1950年代，林连登所拥有胶园面积已超过一万英亩，他作为新马树胶业其中一位巨擘之地位更为稳固。22

    如果说林连登在战前所从事的业务属于比较传统的类型，那么明显的，战后其业务有转向现代领域的迹象。1934年，林连登见其业务已稳固之后，突兴旅游之念。他将业务交予其子廷欣管理，以六十五岁之龄历游中国各地，并于1935年顺道至日本神户、大阪、横滨、富士山参观。1936年4月10日，林连登又启程至欧美，先后到英国参加英皇加冕典礼，旋即抵欧洲大陆，参观工厂、农场。同年8月21日，又横渡太平洋，抵达美国大陆，然后再到日本。林连登原欲续往中国上海，但由于“七七事变”，他惟有转至香港，并于10月24日回返槟城，结束其大半年的游历。经此游历，他在战后的事业有显著的转变。他接受邵氏机构的建议，在槟岛车水路商业区兴建一座现代化的游艺场。这座名为新世界的游艺场，设有电影院、舞台等现代化设备，并租借给邵氏机构，除此之外，他更在威省巴东埔(Permatang Pauh)耗资兴建颇具现代规模的市镇，横接北海码头。这也直接贡献于当地的发展。由于树胶的种植，林连登也直接开辟了双溪拉朗镇的发展。

    1949年，林连登在新加坡潮人企业家连赢洲的邀请下，联合了多位马、新华社领袖，包括杨赞文、刘伯群、张汉三、陆运涛、苏承球等人，集资组成华联银行与保险，林连登被推举担任董事主席，至去世为止。这一方面显示林连登地位之稳固，而这些参股人大多是新马潮人，这也显示了潮州人网络对林连登业务所起的作用。

    通观林连登商业之所以成功之道，主要在其锐利的商业眼光。比如，凭据自己几十年的经验，林连登深切了解树胶价格起落的情势。

他认为“胶价有如胶质之本性，拉之则长，放之则弛”。林连登亦以为，主要影响胶价的国家是美国，由于人造胶成本比天然胶来得高，人造胶时而比天然胶有市场是由于美国政府对各厂家提供援助使然。

因此，林连登对天然胶具有坚定的信心，不管环境如何不利，胶价如何低落，他仍旧如常尽力于其胶园的投资。23 当危机过后(如日治、两次世界大战时期)，林连登的事业不退反进。

    诚如庄之明所观察的，林连登另一成功的商业手法是懂得充分利用副产品，以开拓商机。24 最明显的例子是，他种植木薯及开设工厂，而又充分利用木薯渣作养猪饲料。再者，他看到自己庞大的运输费，就耗资购置货轮，自行载送土产，又顺道从槟城运回日需杂货，因此也开设起杂货店。其商业范畴则由此拓展开来，网络庞大。

    林连登也深明用人之道。笔者对曾在韩中长期服务的郑伯英先生进行过口述访问。25 据郑氏的回忆，其父郑昭磐在南来初时，即在林连登的园丘里持锄工作。有一次，林连登巡视园丘时，发现郑氏看来有读书人气质，乃与之交谈。一经交谈，始知郑氏曾在中国读过书，林连登大为高兴，即刻请他进入办公室高谈读书心得，过后将他调任文员。由此亦可见，林连登重视教育之心。
    当然，最重要的是林连登具有第一代移民的勤俭精神。前韩江中学校长庄泽宣博士就指出，林连登“……宵衣旰食，奋斗数十年而不懈，对于树胶之经营，不断研究其改良之道。故当第一次大战后，全世界莫不受经济恐慌之影响，独先生因未雨绸缪，屹立不受动摇”。26 这确实道出了林连登事业成功的关键之处。

四、从潮侨领袖到槟城华社领袖

    了解了林连登发迹史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进一步讨论他的社会活动与地位的建立。早期华人社会毕竟是以个人财富为决定社会阶级流动的主要因素，同时，英国殖民地政府一般上给予商人更高的社会地位，因为商人有助于殖民地的成长和繁荣。因此，他们比较有机会参与殖民地政府的官方事务。由于财富是决定华人社会领导层的重要先决条件，富有的商人因此较易获得领导人的地位。27我们应该理解的另外一项重要背景是，战前新马华人社会基本上是以帮分派的社会。换句话说，当时的华侨社会常常以所操方言来区分所属身份，如福建、潮州、广东、福州以及客家等等。而那些拥有财富，兼具实际才干、热心公益以及好善乐施者，都将成为所属方言群的领袖，进而成为整体的华社领袖。杨进发曾经在研究陈嘉庚时认为，一个人能否成为一帮领袖，胥视以下五项因素：即(一)财富；(二)能力；(三)对帮利益之关怀；(四)乐于牺牲部分时间，从事有利帮中成员之活动以及(五)在诸如乡、县、府、省各级团体中所据职位。28以这五项条件审视林连登社会地位的建立，也同样显现其正当性。林连登就是在这种“商而富则绅”情况下建立了他的社会地位。

(一)社会活动的基地：潮州会馆

    根据有限的资料显示，在1906年事业刚起步时，年届三十六岁的林连登才出任槟城潮州会馆的信理员。29 这也是他涉足潮人组织的开端。30 除了潮籍意识促使他选择投身潮人组织之外，林连登只能讲流利的口操潮语也是一项主因。这可以说是他早期经验所局限。当然二十世纪初期之前的华人帮派意识仍旧浓烈，领袖的网络多是建立在方言的基础上。

    在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或之前，潮州会馆主要是由许栳合、许武安家族所控制。根据资料显示，直到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林连登才活跃于潮州帮，而且地位越来越重要。最明显的例证是在1919年，他成为潮州会馆创办的韩江小学发起人之一。他联合了一些潮人先贤如林参、周满堂等人在韩江公会附设了韩小，并担任了第一届董事长。

方君壮的叙述也证实此点：

    民初年间，庙座日臻发达，已购有若干层屋。斯时林连登、周满堂、载芷汀、陈罗雄、载振顺、林任可、胡福德、纪合仁、连瑞利等君，己任会馆执委，林连登君任主席。31

    1922年韩小校舍落成之后，林连登出任副董事长一职。这时候，林连登在商业上已有长足的进展，在1917年，林连登也正式迁居至槟岛，他在红毛路耗资兴建了桂林庐。32 红毛路(NorthamRoad)具有某种象征意义，33 它是当时槟城英殖民政府高官显要聚居所在，后来成了上流社会豪宅之地，许多名流皆在此建有极为高格调的西式楼宇，如暹籍闻人许树清、连瑞利、叶祖意、吉打苏丹以及后来的骆文秀等。在某个程度上，这象征林连登已经成功跻身上流社会，而证诸潮州会馆史，他正是这个时候跻身成为槟城潮人领袖。从那时开始，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林连登一直担任潮州会馆及韩江小学的主要领导人。换句话说，林连登那时已崛起成为所谓潮侨的首领。三十年代之后，林连登甚至成为新马的潮人领袖，这可从他创办并出任两届马来亚潮州会馆联合会主席窥视出来。34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林连登的社会地位是紧随其商业发展而来的，这表明华侨社会的经济性。

    犹如前述，战前的华社基本上是一个帮性社会，帮派意识相当浓厚，它是当时华人社会组织结构的主要影响因素。根据统计，在1931年，槟州潮人人口计有27813人，比柔佛州的35935人少，是潮人人口次多的州属，但州域面积小，人口较集中，且领袖多是同时往来于霹雳(潮人人口20167人，尤其集中于与威省接邻的北霹雳)及吉打(潮州人口23045人)，因此有较密集的分布基础与联络网。北马潮人的组织、凝聚力与财力正好为其领袖提供了开展个人社会事业之重要条件。35 当时的林连登已成为新马潮人社会之中，声誉极隆，财力和魄力的佼佼者。许武荣在1951年出版的《马来亚潮侨印象记》里，就曾指出“潮人在槟城数十年前赫赫一时要推许武安氏，现今得推称者为林连登。”36许武安去世于1905年，为威省甲必丹，甚得英殖民地政府的重视，而把林连登与之并列，这说明了林连登当时的社会地位之高。

    林连登作为潮人领袖，正好借用了潮人组织之网络，相得益彰地把韩江中小学办了起来，并推动了各项社会公益活动，为他社会地位日益攀升铺平了道路。

(二)成为槟城华社领袖

    基本上，槟州是以福建人为多，占了华人人口的大约60％左右。37福建帮与广帮是两股相互抗衡的社会势力，而潮帮则是广帮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林连登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主持潮州会馆后，于1924年又以潮州会馆为中介，成为广东暨汀州会馆会长，38 并历任多届理事，甚至一跃成为槟州华人社会的领导人，出任多个超帮社团领导人。以钟灵中学为例，它主要乃福建人所办，其历届董事会均由福建人所控制。但是，林连登却曾出任钟灵董事长一职达两届，即1924年至1925年以及1936年至1937年。1941年至1942年，林连登也被推举担任跨籍贯的组织——中华总商会会长，至日军侵占，会务停顿为止。这在在显示其社会地位之高。更具代表性的是，林连登还被英殖民政府委任为保良局以及华人参事局委员。39 保良局是一个半官方组织，其主要宗旨为保护妇女。而参事局则是一个官式的职位，是沟通与联络政府和华人社会之重要组织。参事局委员是从各方言群中之有名望商绅中挑选出来的，他们的职责在于商讨华社利益的课题。40 显然的，林连登通过潮人组织对槟城华人社会的贡献已经取得了整体华社对他的尊重，并且得到英殖民政府之肯定。

    林连登成为槟城华社领袖以来，正是社会变动的时代。许多关系华人社会的重大事件层出不穷，如三十年代的七七事变、抗日运动，四十年代的日治以及五十年代的南大创建、马来亚独立和华教问题等等。这些事件林连登一一经历过，并以其中一位华人领袖的身份涉足其中。比如在1938年间，槟城首要华文报《光华日报》经济情况陷入困难，销路日缩，债务则日增，几乎无法维持。在早期，华文报大多是来自华社支持才能立足，不像今天以个人或公司资本营运的盈利机构。为了拯救《光华日报》，当时的董事部到处招收新股，林连登也因此受邀入主《光华日报》董事部，受委董事主席。而事实上，在两年前，即1936年，《光华日报》的社址已搬迁至座落于码头附近柴路头的林连登所拥有之楼宇。这应该说明林连登已与《光华日报》关系密切。林连登担任主席至1941年日军南侵为止，长达三年。41 迨至战后1945年，由于报社、设备等受战火破坏，《光华日报》主要主持人许生理、王景成等人筹划复刊时，面对巨大的困扰。林连登仍然担任复刊后第一届董事主席，肯定的，在这艰难的时刻，林连登的角色应该是很重要的。尽管林连登过后卸任董事主席，但从1956年开始，他仍然担任董事一职，直到去世为止。

    三十年代“七七事变”之后，华侨领袖陈嘉庚倡议成立南洋华侨筹赈会，槟城华社也热烈响应。作为其中一位南侨派人物的刘玉水出任槟城筹赈会主席，林连登则出任槟城筹赈会监察委员会主席。日本投降后，筹赈会竖立死难者纪念碑时，林连登受邀主持揭幕礼，尽管他不是筹赈会主席，由此可见其地位之高。五十年代华社风起云涌地筹建南大时，作为槟州华社领导机构，总商会于1953年3月17日召集全州各注册社团及学校代表举行社团代表大会，促成槟州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之成立。林连登也被推举担任此委员会主席。42 到了独立前后，槟城华社积极响应争取公民权时，林连登领导的潮州会馆也大力推动争取公民权运动，协助华人登记申请。43

    然而必须说明的是，尽管林连登是各项重大事件的其中一位领导者，但他更像是一位名誉上的领导人，因为他并非各个事件或运动的策划者或舆论倡议者。他更多时候是以一位财政上最有力的资助者、或是这些运动的精神支持者身份出现，而实际上的领导人应该是刘玉水、王景成等人。易言之，林连登并非以一个“意见型”的角色崛起于槟城华社。在更大的程度上，他是凭其好善乐施赢得华社的支持，并被誉为“大慈善家”的美称。不论这些运动是挽救《光华日报》、抑或成立南大、公民权的争取、筹赈会的决策等等，他都是扮演这样的角色。即使作为华教最有力建设者，当华教在五、六十年代面对严峻的改制考验时，他也没有作出宏观而有用的建言。这可能是林连登学识上的局限，或者年事已高(尤其是五、六十年代时)使然。

    作为槟城极富盛名的社会领袖，林连登实际上在光复之后，曾有退出社团活动的迹象。他卸下担任长达三十年的潮州会馆主席、韩江小学董事长、中华总商会会长以及《光华日报》主席等职。44当时他已超过古稀之年了。只是到了韩中的创办，又激起他的办校热忱，他又与社会活动继续持有密切联系。

    在政治活动方面，林连登与早期华侨上流社会一样，比较倾向国民党。他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可从其1934年谒见国府主席林森得以见之。45 他与《光华日报》的关系亦可窥见一斑。《光华日报》乃国民党人所办，创刊于1910年。它的创办目的在于充当国民党的宣传机关报。逮至1930年代，即林连登开始与《光华日报》发生关系时，它仍具有深厚的国民党色彩。由此，我们或许可以较清楚地看到林连登对国民党的倾向，尽管没有证据显示他具有深刻的党性与政治意识。

    林连登几乎没有与本地政党存在任何密切的关系，但从当时马华公会会长林苍佑对韩中1958年学生罢课事件的评语可以窥视林连登也甚得政治界的尊重。但这种尊重是建立在他的社会地位与教育事功上，而非直接的政治利害关系上。当时林苍佑说：

    我愿意提醒他们(学生)以及每一个人，韩江中学在华文教育界，一向拥有良好声誉。林连登先生是为各级华文教育而时时献出时间与金钱的数人中之一人。所以，他的见解应看作有很大的价值，而予以支持。的确最不幸，此事竞发生在林连登先生有关的学校中。我促请每一个人在现阶段中，应予支持林先生衷心的劝告与决定。46

五、社会回馈与华教贡献}

    作为槟城华社最名孚众望的林连登，其历史地位很大的程度是建立在他对社会与教育的微观的建设方面。林连登之所以值得叙述之处即在于此。

    前面已经说过，林连登回馈社会的基地就是华团，尤其是潮州会馆。潮人的巨大财力、人力、甚至智力都是可以善加利用的资源。而适逢林连登领导华社时期，中国以及马来亚华人社会正在经历急遽的社会、政治转变。这样的资源以及时机正好提供林连登奉献社会的最佳机会。

(一)对中国与潮汕的认同和承担

    在论述林连登一生对社会公益的奉献时，我们必须注意中国近代充满变动的背景。林连登是属于第一代中国移民，他的一生刚好横跨十九与二十世纪之间。因此他对中国的积弱完全感受得到，尽管于壮年之时南来，但终其一生，他对中国的认同依然强烈，仍然保持着一股自然的感情；何况他在马中两地各有家室，因此与中国的接触是无法割舍的。在独立之前，他曾先后五次返回中国旅游与探亲，甚至在中国潮州进行了一些投资。1946年，中国光复之后，他曾基于“国土受日寇之蹂躏，正当需要建设之时”，而将“较小之胶园，如巴都高湾(Batu Kawan)之泰发园九百廊(约四百四十五英亩)、鲁乃成丰园三百廊(约一百四十八英亩)、惹腊泰生园三百廊、武吉茹嫩园四百廊(约一百九十八英亩)、吉打十一支抽哩大美园三百廊等……”

卖掉，47 以便回中国投资。他斥资一百万余港元于潮州隆江建设新市场，并在汕头创设连通行车有限公司，以及修筑潮普惠三县公路。在二战前或战后，他也因为家乡自然灾祸或战祸而积极捐助，尽力作出一个中国人应负的责任。1920年，林连登拨资二万五千元，派同乡林家邦回中国施赈。他也曾资助汕头孤儿院、潮阳县医院，甚至汕头存心善堂、诚敬善堂及各慈善机构，亦获得他的赞助。1946年，还购米一千包赈济潮汕难民。这些奉献都说明了林连登的爱国之心。

    除了个人的社会承担之外，林连登也通过他所领导的槟城潮州会馆及马潮联会进行祖国社会工作。1934年，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海外华侨汇回中国的款项减少，潮州商业惨淡，金融竭蹶，银行商店相续倒闭，汕头商会请财政厅发行商库券以谋救济。但因组织不善，市面发现伪券，商民损失巨大，造成金融紊乱，人心惶惶。马潮联会在林连登的领导下，于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以事关家乡金融，议决拟具详细办法呈请广东省政府整顿潮汕金融。48

    1935年，潮联会又鉴于潮州北堤年久失修，每遇淋雨，江水暴涨，堤身龟裂。若不积极修筑，对潮普揭三县人民威胁巨大。因此马潮联会特募寄义款，并呈请绥靖公署督促进行善后工作。1939年，潮联会以日本入侵中国，军机轰炸潮汕各地，伤亡惨重，乃于怡保召开马潮救乡代表大会，成立“马来亚潮侨救乡总会”，林连登被推举为主席。

    从以上的叙述可知，林连登的中国认同，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其家乡潮汕为主要对象的。这显示林连登的视界局限，但当马来亚华侨各方言群超帮派地发起筹赈会以接济中国因日本侵略而产生的困境时，林连登同样义不容辞。他出任槟城筹赈会监视委员会主席。诚如《光华日报》所报导的：

    林翁极富爱国心，七七事变后，奋起号召华人输财救国。迨一二八事发，推动华人从事筹赈工作，献金十万以为首倡。49

筹赈会发起的武汉合唱团到槟城义演时，林连登除了巨资捐助之外，当群众由于爱国情绪激昂而与警察起冲突时，他也凭其影响力出面与政府交涉，为合唱团争取演出。50 1948年，当潮州会馆为林连登竖立半身铜像时，民国政府驻槟领事李能梗主持揭幕仪式，他盛赞林连登的爱国表现，这代表中国官方对他的肯定。51

    日本入侵马来亚时期，林连登被迫加入华侨协会。由于日军对华人接济中国一事深感不满，通过华侨协会诱迫华人必须于1942年4月20日之前奉纳五千万元子日军以表忠诚。各州各市按如下分配承担这笔奉纳金：昭南岛(新加坡)一千万元、雪兰莪一千万元、霹雳八百五十万元、彼南岛(槟城)一千万元、马六甲五百五十万元、柔佛五百万元、森美兰二百万元、吉打八十万元、彭亨五十万元、吉兰丹三十万元、玻璃市及丁加奴各二十万元。但是由于战前经济不景，华人收入已不好，又曾大量筹赈济中抗日，而战寸又百业不兴，并无现金收入，财产估价未必合理，一时各地未能如数上缴，乃一延再延。至5月20日为止，全马所筹及仅略超一半。马来西亚国父东姑阿都拉曼后来曾回忆林连登在日治时被胁迫加入华侨协会的情况。他说，他记得他在日治时，曾在居林见到刚从日本军政府新加坡最高司令部回槟的林连登。当时，日军令林连登负责向华人收奉纳金。东姑说，林连登为了避免华人交款不足而被报复，用自己的钱财填补了不足之数。52

    马来亚于1957年正式从英属殖民地地位转变成独立国。林连登政治认同转向潜认同，这是一般移民第一代常见的现象。他选择留在马来亚，显然因为已在马来亚落地生根，也极之可能是因为大陆变色。53但是，林连登的中国认同不可能立即消除，何况当时他已年届八十七了。马来亚独立以后，林连登曾提倡认同独立的马来亚。独立翌年，在为华联银行槟城分行开幕时，林连登就曾致词道：
    ……吾人敢谓对槟城以及整个马来亚之前途，实具绝大信心与坚强不扰之意志……。54

    在另一个场合中，他说：……记得在马来联邦建国的过程中，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和衷共处，互相忍让，共同努力建国，实在是难得的好现象。尤其是我华人，披荆斩棘，努力垦荒，历经几许艰辛，为马来亚建国而效忠!马来亚终于获得独立成功!……本人过去之倡办学校，其最高目的，乃是培养人才，为国效忠，希望一般青年，学业完成之后能为马来联邦这个新兴的国家开辟光明的前途……。55

    以上引言足以说明，林连登能看到时代的变化，而适宜地转变他的政治认同。

(二)晚年林连登：不以耄耋而自馁

    林连登一生最令人津津乐道的其中一项事件是：晚年几乎完全将自己投身于韩江中学的建校工作。56当韩中于1950年开课时，林连登已经是一位八十岁的老人了。他常以“不以耄耋而自馁”自勉。57　韩中第五任校长汪少伦教授曾誉之为“韩江中学的父亲”，这是极为中肯的评语。58　全身投入韩中的建校可以视为他本土认同的转移。

    韩中的创办必须追溯至1939年。由于泰国政府排斥华文教育，以潮州人为主的当地华侨便相续把子女送来槟城就学。作为潮人所开办的学校，韩江小学自然成为他们首要的选择。由于韩江小学的设备不敷应用，扩建韩小遂被提上议程。林连登毅然购置槟城青草巷一块面积三十一英亩，或等于时价三十余万元的校地，以捐赠韩小，作为扩建之用。既然有了这么宽大的校园，董事部旋即萌起创建中学部的念头，因此韩中就被列入议程之中。除了校地外，建筑费开支约需五十万元。为了韩中，除了个人献捐，林连登甚至以八十高龄远赴新加坡劝捐。韩中一座六万元礼堂兼体育馆就是林连登所独资捐建，后来他又增捐九万元，合共乐捐现款十五万元。与林连登共事多年的姚非丹就说过，“……尤其在筹款期间，林翁亲自出发，沿门劝募，似此出钱出力，伟绩勋功，殊足敬佩……。”59　即使是韩中创设之后的日常经费遇有不敷，林连登还不断垫出，数年下来，竟积累至十多万元，最终林连登在庆祝九十一大寿时，把所欠款项凑足至二十万元悉数捐予韩中。韩中在林连登领导下，设备齐全，建校初期即拥有当时槟城最先进、全马其中一所具现代化设计的科学馆。

    战后的帮派观念已趋淡化，当时福建帮开放门户，将福建女中易名为槟华女子中学，韩江中学却仍然保留籍贯色彩浓厚的韩江为名。

董事部也仍然清一色为潮籍所控制。虽然如此，韩江中学却有救无“帮”。林连登曾说：
    今日吾潮人士，集资兴学，取名韩江，此即纪念潮人文化起自韩昌黎之义，吾人立志提倡教育，收容各界青年以教育之，绝无畛域之分。回忆八年前，本校举行奠基典礼之日，槟城高级视学官巴素博士，亲临观礼，于演词中曾强调：在现代民主社会与民主国家，教育应无畛域之分，惟一之目的乃盼望一般青年，尽量发展其天赋才能，忠心贡献于社会国家，使社会国家，获益无限，  巴氏语重心长，宝贵意见，此尚浮于余之脑海中。60

    韩中在实际招收学生时，也确实做到“绝无畛域之分”，甚至来自东南亚各国华侨子弟也到来就读。同时，林连登也指出：
    关于韩中之倡办，原系兄弟对教育应尽之天职。吾人深明创办教育，乃百年树人伟业，藉以开发民智，促进文明。……华文教育在本邦亦为各族文化交流之一环，吾人对中华文化，自应发扬光大，以期启发，培养精神，创造新时代，新青年效忠马来亚，使本邦各民族大团结。……吾人之提倡华教，  自有其深长意义，考我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光辉灿烂，五千年以来贡献于人类者殊多……本校学生，对华文一科，应力学深究，务使发扬光大，吾先贤，教人以忠以恕，实为处世之哲学，盖尽已之诫谓之忠，推及及人谓之恕。本人以为华文教育如能发达，对中华民族传统之精神，礼义廉耻之四维，以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八德，均能躬行实践，发扬光大，则对马来亚独立国，必有极大之贡献!鄙人深望政府当局，本提高马来亚教育水准，发展各族文化之宏旨，对华文教育，予以尽力扶植。61

    显然的，林连登积极创设韩中不只超越方言窠臼，而且也超越中国政治认同，而其目标已经直接服务于新兴的马来亚。因此，韩中创校只能显露潮籍人士的凝集力以对保留中华文化作出贡献，而非出于狭隘的方言群利益。林连登个人对中国古典的经验与兴致在此也起了某种作用，韩中创校之初，对师资也采取相当大胆与开放的态度。凡是人才，就大加延聘。在这项政策之下，韩江董事会聘请了多位博士级教师出任韩中高职。这涉及庞大费用，从此证明董事部创校时的气魄。放眼当时新马华校，这可说是创举，韩江中学因此名闻一时。人才荟萃于一校后来也出现于南大，但已是几年后之事了。为什么韩江诸公会如此决定一直令人倍感兴趣。

    当时云集韩中或者槟城的博士级阵容计有庄泽宜、熊叔隆、黄尊生、何永佶、严元章。另外，韩中也礼聘了多位资深的南来教师，如余岩竹、罗静远、方北方等。无意之中，这也为中国变色之后不欲留在国内的文人提供了寄迹之地。这些文人在某种程度上为马华文化与思想的承传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曾就读韩中的张景云就曾告诉笔者，黄尊生是当时知识界的一个典范。但是，引人诟病的是，林连登与几位博士校长之间的关系却极为欠佳，这里头主要牵扯到校政的分权问题。庄泽宣博士只在韩中两年，就由于董事干政以及不满教职待遇之下，毅然离开韩中。62　过后，熊叔隆及黄尊生先后长校，但为期不久，最后几位博士都离职。韩中的“五博士”佳话也因此不复在。然而，到了方学李长校时，韩中董事干校事件才严重爆发，最终闹上法庭。这应该是林连登一生最具争论性的事件。在韩江中学任教数十年的名作家方北方曾指出：

    可是创校后由于掌握校政的董事长以耳当目，当权的董事又装聋作哑，造成庄校长任期未满便提出辞职，自此继任长校的多任期不长，尤其从台湾聘来的方学李博士，到校视事不过一个月便被董事长革职而闹上法庭……。63

    一介书生林鲁生也曾在一篇回忆文章<韩中二年>中说道，“……可是他(方学李)当韩中校长却是那么短暂，那么遭受歧视。在马华所有学校中都没有这种现象，这可说是不可思议的骇人听闻的事。”64庄之明则说：  “(方学李)上任后不久，就发觉到工作的展开，困难重重，最主要的原因，是与林老先生(指林连登)的做法云泥有别，但董事部高于一切，而何况林老先生也可与当年新加坡华侨中学，厦门的集美中学及水产学校的“校主”陈嘉庚媲美，可是，林老先生热心是超乎常人，经营生意更是了不起。但对办学，绝非本行，如是一来，问题发生。”65　根据一般的说法是，这件事件的起因在于林连登一些亲信下属从中作梗，才造成误会的发生。前引方北方就直指董事长“以耳代目”。以林连登当时的高龄，这种说法极之可能。66庄之明就说：“(林连登)碰到能与之在经史上搭上桥的，却真个是如逢知己，乐谈孔孟而不疲。有者晓得林老先生的所好，于是也钻研经文，作为攀关系的桥梁，而林老先生也在这种情形下，吃上了亏。”67

    由于把方学李革职未经妥善的安排，当方学李于1958年10月31日离校之后，韩中顿时失去了长校者，林连登便于隔天宣布接任校长，并于11月3日上午到校视事。当时的报章曾报导指“一位世界上最老的校长，昨日上午在槟城韩江中学出现”。68　林连登长校几天后，因教育局反对，便由韩小校长许崇知代理校务。69　林连登长校事件可说是他教育事业的一大败笔。这可以说是他对韩中“过度热心”使然。由于资历不足而被教育部拒绝担任校长之后，林连登于同年通过个人与南大及陈六使的交情，向南大借出教育系教授汪少伦以出任韩中校长。70　经南大陈六使的应承，韩中才不致陷入无人长校的境地。

    在方学李事件之初，林连登成为各报采访的对象，甚至西报也天天到访。林连登一向好客，因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侃侃而谈。在接受西报访问时，他曾承认与方学李关系欠佳，但此话却成了官司的重点。

    方学李是念法科出身的，离开韩中之后，就聘请怡保著名律师辛尼华沙甘诉讼，以追究“无能力办学”之指责。此时潮州会馆会长连裕祥尝试在幕后调解，但是方学李提出要求林连登道歉，并收回书面声明。调解最后失败，方学李正式告上槟城高等法庭，要求赔偿名誉损失。这场官司打了几堂，许多新马潮籍乡亲不忍见到八十九岁高龄的林连登持杖上庭，力劝双方和解。结果在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总理张汉三的斡旋之下，于1959年真1月14日在各报刊登“和解启事”，这场诉讼才告结束。林连登的崇高声誉也因为这件事件而受到沾污，71 当方学李事件发生后，也有十位老师辞职，以表愤慨。这显示了董事部所潜藏的问题。林鲁生就说过，“韩中乃一个庞大的学校，董事部组织却不健全。”72

    在方学李事件未爆发之前，另外一项极具争论性事件也极为考验以林连登为首的董事部。1958年6月3日，韩中发生了震撼全国的千名学生示威事件(主要是初中三学生)。73　事因当时教育部宣布拟强制华文中学学生参加政府甄拔考试，以鉴定升上高中以及享有政府津贴之资格。这项决定引起华社普遍不满。正当三大机构(马华公会、教总及董总)与教育部长交涉未有定案时，韩中董事部竟强制初中三学生必须参加这项考试，不然不能升学。韩中学生因此展开罢课，华社哗然，最终教长接受三大机构建议，将甄拔考试改为测验性质，而且与升级及津贴无关系，才结束了这场风波。74　从这起事件论之，林连登确实犯了很大的判断错误。当时的教总主席林连玉私下也对林连登的处理方式作出批评。75 1960年以后，林连登由于健康问题，不再担任韩中董事主席。韩中此后不再拥有教授或博士级校长，从此也了结了他在韩中的是是非非。

    除了晚年倾全力于韩中之外，林连登对北马各地的华校向来几乎也有求必应。他在双溪拉兰园丘内独资兴建中华华小，除供员工子女就读外，也公开给园丘附近之适龄学子入读。数十年下来，林连登所捐予教育之数目不下百万计，受惠学校包括槟州的钟灵中小学、槟华中小学、双溪槟榔港口育材小学、亚依淡的公民小学、尚德中学、大山脚日新中小学、巴东埔励侨小学、北海光华小学、中华小学、淡汶的敬群小学，吉打居林觉民中小学、中正小学、牛仑中华小学、武吉士南卯富山小学、新文英振中小学、双溪大年的新民中小学、鲁乃的华民小学，甚至于北霹雳巴里文打的吉辇中学、角头的南华小学等等。从这一点看来，林连登可说泽惠许多华校子弟。他的泽惠先及华文中小学，后及大学。当南洋大学倡建之时，林连登被委任为南洋大学槟城委员会主席。他认捐五十万元，占了槟城总捐款近半，因此南洋大学图书馆以其名命名。他也在五十年代，捐助五万五千元予马大基金。现在马大仍然有一贷款基金以其名字命名。除了华教，林连登捐予社会慈善事业之款项亦不计其数。

六、结语

    前面已经说过，林连登逐渐峒起成为备受华社推重的领袖时，正是中国与马来亚处于多事之秋之际。如果中文报刊可以作为一个华人领袖最佳的舆论阵地的话，那么从四十至五十、六十年代的槟州主要报章窥视，相对于同时代的其他槟州华人领袖，如刘玉水、王景成等人，林连登肯定不是一位“意见型”的华社领袖。他也没有复杂的思想以及宏观的理念。

    缺乏宏观视野与学识是一项造成林连登难以避免的局限。这尤其显现在他对文化与教育事业上。在他无私的奉献之时，他犯下一些判断上的错误。除了以上曾提及的韩江中学层出不穷的纠纷之外，林连登对文化事业同样显露不出充分的眼光。例如于1949年，新马潮人有意创办日报，以作为潮人喉舌，当时一些潮人已在新加坡装配好印报机，只愁缺乏资金。马潮联会主席以及其他潮人领袖曾邀请林连登出资，但是林连登却提出，若是在槟城出版才愿意出资。因此这项办报的文化事业也就不了了之。76　即使是对《光华日报》，林连登也是处于被动的地位。

    然而，瑕不掩瑜，林连登一生的付出却是不容否认的，尤其他对教育之出钱出力所显现的魄力，显然为华人留下一个不易磨灭的示范。以他的学识、认识的局限，他实已作出他应为的贡献。他的局限源自于自己的出身与时代，我们无需对他过于苛求。1938年以及1940年，林连登先后获得吉打苏丹和槟州元首封赐太平局绅。在当时，一人集二州元首封赐勋衔可说极为难得。1958年，林连登以八十八岁的高龄，在马来亚独立周年纪念日获得最高元首颁赐JMN有功勋衔。政府也以林连登之名为韩江中学后面一路命名，以纪念其贡献。1948年3月11日，出于纪念林连登毕身对韩江小学的贡献，韩江小学特为林连登竖立半身铜像，并敦请当时中国驻槟城领事李能梗主持揭幕。77

也由于他对潮州人以及教育的巨大贡献，槟城潮州会馆联合韩江中小学特于1958年10月11日在韩江中学校舍前为他建立一尊全身铜像。极为难得的是，当时首相东姑答应莅临主持揭幕礼，并代表官方对林连登的贡献加以肯定。两次先后的铜像竖立仪式都获得马中两国高官亲临主持揭幕，说明了林连登一人甚得两地政府的官式认可。在主持揭幕礼时，东姑致词道：

    以我个人来说，特别感到光荣，  因为约七十年前，我还未出世，林先生即在吉打，因此我自小便认识林先生，我现在能以总理身份，于此适宜之时间，代表所有马来亚人士，公开对林先生致敬与感谢，亦使我极感光荣，因为林先生是这样一位善于用钱的实业家，社会慈善公益，商业及教育各方面，无不受林先生恩惠……。这位伟大老人的功业，实系本邦青年的最好楷范，林先生刻苦刻俭，坚毅忍耐，大公无私与忠于邦国美德，实系我们的一项活的课程，有些富人蓄财自享，但林先生则不然，他相信他已有良好的人生，他必须眷助他人。韩江学生能有这样一位卓著人物管理该校，实在极幸运，没有像林先生这样的人及其他赞助人，将不会有韩江中学……。林先生内心深以此校为念，对此校校誉极其关注，因为他知道一个良好的学校，并非仅系校舍堂皇与教职员良好之谓，而须同时系一个培养良好品性与忠诚的地方。能享有与林先生这样高龄的人实在极少，能于其健在时见到人们为其建立铜像者亦鲜。韩江中小学董教与学生，实在适宜于使林先生享有这样难得的光荣，彼等共同筹款为林先生建立铜像，永远表彰林先生高尚品德。78

    东姑对林连登的评语其实已极为中肯的概括了他一生的行谊了。1963年2月11日晚上九时，林连登于桂林庐私邸逝世，并在2月17日出殡，安葬于槟城广汀公冢。出殡当日，“参加送殡人士数千人，行列估计长达三英里，经过约一小时许，始见队伍首尾，沿途所经之处，人潮汹涌，均欲一睹此阵容盛大的出殡行列……。”79　显然的，古人所说的“极尽生荣死哀”恰可形容林连登的一生。

注解：

1. 替林连登写传的有唐镇邦：<林连登翁奋斗发展史>，载于《连登林老先生八秩晋一荣寿特刊》  (1951)与许宏道：<林连登翁传>，载于《连登林老先生九秩晋一•清叶郭夫人八秩晋一双寿纪念特刊》(1961)。两位作者都与传主关系密切。另外由林连登自述、唐镇邦整理的则有《树胶经验谈》 (1951)。其他的撰写者多依据这些传记改写。
2．唐镇邦：<林连登翁奋斗发展史>，载于《连登林老先生八秩晋一荣寿特刊》，(槟城：庆祝林连登先生暨夫人双寿委员会，1951)，页1。
3．然而，根据宋鲁生编《远东人物志•五集》则说，林连登“祖父士相，业农圃，祖母蔡氏。”此处是根据唐镇邦之说。
4.林连登口述、唐镇邦整理：《树胶经验谈》 (槟城：自资出版，1951)，页75。
5．杜家骥： <潮汕地区民国以前教育事业及其成就考察>，郑良树主编：  《潮州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下册，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页813。
6．一般人都以为，林连登不认识字，是粗人一名。然而，根据港潮林万任的说法，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复元时在广州与潮汕，曾与林连登见过面，并听他在毫无准备的情形下，即席起立讲话，还能引经据典，因此他相信林连登并不是一位没有学识的人。见林万任：(泛谈中华民族海外移植与今日的华侨)，载《第三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开幕特刊》(吉隆坡：马来西亚潮州会馆联合会，1985)，页83。根据另一说法，则是林连登“……自幼失学，自己签支票，却也能把林连登三字划得成一座大建筑物般方正有余，圆滑尚欠。不过他却有志于兴学，自己也钻研《四书》、《五经》，经常与人谈话、搬出子曰，之乎者也，识者知是头头是道，不识者则如鸭子听雷，尤其是一些只有新文学修养的文士，也都听得瞠目结舌。”见庄之明：《报海浮沉四十年》  (吉隆坡：辉煌出版社，1979)，页99。然而综合而论，这两极的说法都失之偏颇。林连登确曾如自述所言受过几年教育，但还不至于属于“文人”程度。这可综合其一生言行而得以证明，比如他未曾亲撰任何文章，演讲时也欠缺宏观识见。
7．参见山上清海(潘明智译)  ： (东南亚华人社会与中国侨乡——以潮州人为中心的事例)，《亚洲文化》第16期(1992年6月)，页115。
8．吴萍望：(胶产王国的发祥与壮大——五十年来的星马橡胶企业)，刊于《这半个世纪》  (槟城：光华报社，1960)，页187。
9．骆静山：<大马半岛华人经济的发展)，林水檬、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  (吉隆坡：留台联总，1984)，页238。
10. 许武安乃威省甲必丹，其父许栳合是槟城潮州会馆发起人。他的家族居于威省武吉淡汶(BukitTambun)，并控制了许多甘蔗园，父子都是当时槟威华社著名的领袖之一。纪来发家族则居于威省爪夷(Sungai Bakap)，同样以种植起家，是许武安妹夫。曾任槟榔屿华人咨询局委员。连瑞利继承其父连仁伟于威省及北霹雳大片园丘。曾任霹雳议政局委员、华人参事、以及槟城潮州会琯董事等职。
11．占姆斯•杰克森(赖顺吉译)：<垦殖民与冒险家)(第七章：1820-1967年间的甘蔗种植)，刊于《资料与研究》(1998年3月)，页45。原文见James C．Jackson：Planters and  Speculators-Chinese and European Agricultural Enterprise JnMalaya l786-1921 (Singapore：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1968)，P.129．
12．威省以及与威省边界的北霹雳吉辇(Kerian)、吉南的万拉巴鲁(Bandar  Bahru)、瓜拉姆拉(Kuala Muda)、居林(Kulim)等县都是潮人占了华人人口之多数。见郑良树：《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文化史论丛》卷一，(新加坡：南洋学会，1982)，页68-72。
13．林连登口述、唐镇邦整理：《树胶经验谈》，页84。
14．同前注，页84。
15．臭粉是木薯经过三、四天浸入水中，发臭之后即可制成。臭粉可以作为浆布之用。同前注，页85。
16．同前注，页84。
17．占姆斯•杰克森(赖顺吉译)：<垦殖民与冒险家)(第四章：华人木薯业)，刊于《资料与研究》(1997)页44。原文见James C.Jackson，Planters and Speculators-Chinese and European Agricultural  Enterprise in Malaya 1786-1921,P.52。 
18．吴萍望：<胶产王国的发样与壮大——五十年来的星马橡胶企业)，页186。
19．庄之明：<从“赶牛车的”成为大富豪的林连登>，刊于《马来西亚华人创业史》(吉隆坡：华总，1999)，页115。
20．占姆斯•杰克森(赖顺吉译)：<垦殖民与冒险家)(第七章：1820-67年间甘蔗种植)，刊于《资料与研究》 (1998年3月)，页53。
21．林连登口述、唐镇邦整理：《树胶经验谈》，页19。
22．吴萍望：(胶产王国的发祥与壮大——五十年来的星马橡胶企业)，页187。
23．林连登口述、唐镇邦整理：《树胶经验谈》，页23-24。
24．庄之明(从“赶牛车的”成为大富豪的林连登)，页117。
25．笔者于1999年3月访问郑氏，地点是槟城潮州会馆。郑氏亦是现任槟城潮州会馆执行秘书，他曾提供作者许多有关林连登的资料，谨此致谢。此外，本文得以撰就也得感谢韩江学校董事部以及韩中图书馆在资料上的提供。
26．庄泽宣：<序>，林连登口述、唐镇邦整理：《树胶经验谈》，页1。
27．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的阶级结构与社会地位流动(1800—1910)>，林水檬、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页202-203。
28．杨进发(李发沉译) ：《陈嘉庚——华侨传奇人物》(Teaneck：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0)，页152-153。
29．槟城潮州会馆的早期资料空白之处相当多，犹待后人整理。在这方面，现阶段整理最力者为郑永美先生以及王琛发先生。本文从他们的整理中获益颇多。郑氏的整理散见于《槟榔屿潮州会馆庆祝成立一百四十周年纪念特刊》(槟城：潮州会馆，1995)。王氏之整理可见《槟榔屿潮州会馆庆祝成立134周年纪念特刊(1864-1998)》  (槟城：潮州会馆，1998年9月)。
30．郑永美编：《槟榔屿潮州会馆庆祝成立一百四十周年纪念特刊》，页23。
31．方君壮：<潮州会馆之组织>，转引自《槟榔屿韩江小学扩建纪念特刊》(槟城：韩江中小学董事会，1996)，页41。
32．林连登先祖原自桂林，其豪宅因此得名。林连登口述、唐镇邦整理：《树胶经验谈》，页101。
33．红毛路于1983年1月杪正式易名为惹兰苏丹阿末沙(Jalan Sultan Ahmad Shah)。
34．马来亚潮州公会联合会发起于1933年间。当时吉隆坡的雪兰莪潮州八邑会馆为了购买安邦路会所，派出黄实卿等人到槟城及新加坡各地，请托各地潮州会馆分售彩票。当晤见作为槟城潮州会馆主席林连登时，他们谈及新马潮人应有一个总机构，以团结新马潮人力量，致力桑梓福利。最后，遂以雪兰莪潮州八邑会馆为联络中枢，成立筹委会，旋由林连登发函征求新加坡潮州会馆李伟南、杨赞文、马六甲潮州会馆黄仕元等先生的意见，获得一致赞同。经过一番筹备，林连登受邀来到吉隆坡主持筹备会议，会议决定于1934年8月17日在槟城潮州会馆举行成立典礼。林连登也众望所归，连任两届主席。(1936年之后，改为轮任制。)见潘醒农：《潮侨溯源集》(美国：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3)，页149。  
35．韩江小学的建立就是一项显例。为了筹建韩小，被列入筹款目标的地方不仅限于槟岛，而是几乎整个北马潮人凝聚的城镇都涵盖于筹款范畴之内，各区也委有地方代表。如大山脚、居林、鲁乃、角头、古楼、高渊、巴里文打、淡汶、爪夷等地。详见韩江董事会议记录，刊于《槟榔屿韩江小学扩建纪念特刊》，页96-97。
36．许武荣：《马来亚潮侨印象记))  (新加坡：南洋书局，1951)，页42。
37．今掘诚二(刘果因译)：《马来亚华人社会》(槟城：嘉应会馆扩建委员会，1974)，页39-43。
38．广东暨汀州会馆主要是广帮的联合性组织，以与福帮相抗衡之代表性主要组织。它的会员涵盖广府人、潮人、客人组织。(见今掘诚二著、刘果因译《马来亚华人社会》，页39-43)  。林氏就是凭借作为潮州会馆之代表身份进入广汀会馆。林连登成为广汀会馆主席，这可以被视为他已被认同为广帮领袖之一。
39．Lee Kam Hing，Chow Mun Seong，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in Malaysia(PetalingJaya：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University of Malaya and Pelanduk Publication，1997)，pp．112-113．
40．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的阶级结构与社会地位流动(1800-1910)>，页207。
41．王景成：<领导时代•开创新生——五十年来的槟榔屿光华日报>，刊于《这半个世纪》(槟城：光华报社，1960)，页272。
42．马来西亚中华商会联合会《马华商会史》 (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商会联合会，1974)，页46。
43．《光华日报》，1958年6月4日。
44．据许崇知于<韩江学校>一文中提到，林连登“因回国建设交通事业，韩校正董事长一职，遂由林任可君接替……”。见潘醒农：《马来西亚潮侨通鉴》(新加坡：南岛出版社，1950)，页252。由此推测，林连登应该也是因为计划回去中国发展始辞去上述各职的。
45．见林连登口述、唐镇邦整理：《树胶经验谈》，页93。
46．《光华日报》，1958年6月4日。
47．林连登口述、唐镇邦整理：《树胶经验谈》，页94。
48．《马来西亚潮州公会联合会纪念特刊》(吉隆坡：马来西亚潮州公会联合会，1980)，页40-460
49．《光华日报》，1963年2月12日。
50．林连登口述、唐镇邦整理：《树胶经验谈》，页97。武汉合唱团成立于七七事变之后，它是由一群青年奋起救亡下组织起来的。它最初是由上海国立音乐学院数位学生提倡，以通过歌唱鼓动民众抗敌救国。该团一行28人在团长夏之秋率领下，1938年12月间抵达新加坡，而于1939年6月开始巡回马来亚半岛驻唱筹款。见许云樵、蔡史君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页112。
51．《光华日报》，1948年3月10日。
52．东姑：<序>，刊于《林连登老先生九秩晋一纪念特刊》(槟城：庆祝林连登先生暨夫人双寿委员会，1951)，页2。
53．四十年代末期，林连登曾回国巡视其在中国的投资，但他发现“国内政局另起变化”，“认为不可以继续建设，是以再回槟城，以度余年”。(林连登口述、唐镇邦整理：《树胶经验谈》，页94)所谓“国内政局另起变化”显然是指中共上台。从此，林连登也未见归去。
54．《光华日报》，1958年10月20日。
55．《光华日报》，1959年3月22日。
56．韩江中学创校初期的董事主席乃连裕样，林连登仅任名誉主席，但综合各项资料显示，他却直接并积极的参与各项校务。
57．《光华日报》，1958年10月31日。
58．《光华日报》，1959年3月22日。
59．姚非丹：<韩中建校经过>，刊于《韩江中学建校特刊》(槟城：韩江中学，1953)，页47。
60．《光华日报》，1958年10月20日。
61．同前注。
62．慈明(庄之明)：(槟城韩江中学易长)，见庄泽宣：《从巴黎到槟城》(新加坡：南洋商报，1953)，页77。有关庄泽宣与董事部之间的纷争，作为当时董事长的连裕样也自然不脱责任。连裕样是海峡华人，观念自然不同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庄泽宣。
63．方北方：《花果飘零》(吉隆坡：马华作协，1991)，页318。
64．林鲁生：<韩中二年>，刊于《槟榔屿韩江中学宿舍同学重聚纪念特刊1952-1958》(槟城：槟城韩江中学宿舍同学银禧纪念筹委会，1991)，页58。
65．庄之明：《报海浮沉四十年》，页98-99。
66．受林连登信任的一位韩中事务员就曾指持有林连登亲笔签名的借据，向法庭起诉林连登，要求偿还十八万元欠款。后来，根据林连登回忆，原来他在某一匆忙的场合中受起诉人误导，而在韩中空白信笺中先签下名，以为韩中发出一通文件。林连登在这则官司中胜诉。庄之明：<从“赶牛车的”成为大富豪的林连登>，页128-132。
67．同前注，页99。
68．《光华日报》，1958年11月4日。
69．韩觉夫：<韩中校长方学李被革职新闻怎样出笼>，刊于《记者生涯三十年一献给自修青年》(槟城：槟榔出版社，1978)，页66-67。
70．《星槟日报》，1958年12月12日。
71．庄之明：《报海浮沉四十年》，页98，
72．林鲁生：<韩中二年>，页58。
73．《光华日报》，1958年6月6日。
74．《光华日报》，1958年6月7日。
75．这是李业霖先生告知笔者的，当时李先生正就读于吉隆坡尊孔中学，乃林连玉之学生。
76．潘醒农：《潮侨溯源集》，页151．
77．《光华日报》，1948年3月12日。
78．《光华日报》，1958年10月20日。
79．《光华日报》，1963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