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我和一位英国学者共同提名何丙郁教授为一项国际学术奖的候选人。在准备提名书时曾获得何教授提供的履历及有关资料。除了他参与编纂出版的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技史》之外，何教授慷慨地赠送他全部的著作给华研图书馆。
今年8月马来亚大学授予何教授为中文系的“终身教授”荣誉（Professor Emeritus）。此项委任提升了中文系以及人文与社科院学术大厅的国际地位，也弥补对这位杰出并已是80高龄的学者一个迟来的认同。何教授于1964至1973年间出任中文系第一位主任。在任职期间，他最大的贡献，在于竭力使中文系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系所之一（Ho, 2005）。在这初始阶段中，他的专注和毅力为马大中文系在世界汉学研究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集合了一群学术界顶尖的学者，包括郑德坤（剑桥的杰出考古学家）、钱穆（中国国学大师）、傅吾康（汉堡的著名汉学家）、王淑岷（熟练于教诲庄子哲学）、陈铁凡（词源学专家）、苏莹辉（敦煌研究专家）等，以及济众多国内外的年轻学者于一堂。

自1973年何教授离职后，马来亚大学似乎把这开荒辟土的他尘封在历史的长廊。实际上，比起受赋者本身，该系和大学更需藉此荣衔的授予，作为复兴组织的特殊象征。何教授早已经被他服务过的澳洲格利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委任为终身教授；他亦拥有世界闻名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的终身主任的荣誉。

终身教授头衔是授予给曾经全职服务于某所大学的教授，这是在退休或离职若干年后授予的荣誉。唯有授予于此学术头衔的人才有资格被称为并继续使用“教授”头衔。

1962年进马大时，我本想报读中文作为三个科系之一，其余两科是地理与经济。当时想选读中文系主要目的是想认识多几个中文字。只可惜我跟中文系没有缘分，因为当时此系还没有成立，我只好到理学院去选地质学来填补第三个科系。

三年毕业后，我成为地理系助教。两年后硕士论文呈交后，在等待成绩期间被邀参与地理系在汶莱的田调。当时是文学院院长的何教授很乐意的把我的合同延长三个月。考了硕士后，1967年便被委任为助理讲师（当时的制度是从助理讲师开始，至讲师、高级讲师和教授职）。当助教期间，偶尔也有机会参与何教授宴请的集会，并认识了黄叔民、陈铁凡、苏莹辉几位老师。在场的也包括鲜为人知的一位中文系校友，那就是目前文化部担任“文化专员”（Cultural Commissioner）的Datuk Professor Zuraina Majid。中文系毕业后，她曾经到美国专修考古学，是我国杰出的考古学家。

何教授离开马大后，中文系的教职员对这位首任的教授和系主任的联系也就慢慢地淡化了。1995年底我到澳洲格利菲斯大学担任访问研究员，有机会再与何教授联系。当时他已经退休了，但还是积极的做研究。2003年我以华研主任的身份邀请何教授给一场专题演讲。之后，我们经常以电话和书信维持联系。2005年我对当时马大中文系主任建议推荐何教授为中文系的荣誉终身教授，并把我拟好的推荐信交给系主任。在张丽珍副教授当主任时，这个建议才真正的实现，使何教授今年成为中文系的第一位终身教授。

这位谈吐温文有礼又博学多才的教授，原名何燕恬，生于1926年，是何其汉先生与吴贤贵女士的儿子。在他1933年入学时取了个儒雅的名，为丙郁（粤语）（Ho, 2005）。

年轻的何丙郁就读于怡保圣•迈克尔中学（St. Michael），在15岁时考取剑桥学校文凭。因为太年轻，他没有被录取就读于莱佛士学院（Raffles College）。有强烈进取心的他，就在他父亲的私塾执教英语，并透过英国函授课程自修工程工艺。日军入侵前，他加入圣•约翰救伤队，并于1947年从英国政府处获得表扬勋章。1943年，他学习及精通于日语，并执教语文，当中一些前教师也是他的学生。他对语言的掌握大大助益了他今后的学术生涯。

何丙郁没受过正规的华文教育，他透过听中文歌曲以及从父亲与一些访客的交谈中学习中文，其中他们包括王赓武教授已故的父亲王宓文。战后，他获得政府奖学金进入莱佛士学院念科学。像以往一样，他的推荐人是伍连德博士。1949年，何丙郁成为马来亚大学（马大）物理学荣誉学生，考获一等荣誉学位。

他把全部的精力花在学术事业上，1951年在马大考取理科硕士学位后，何丙郁成为物理专业的助理讲师（1951至54年）和讲师（1954至60年）。1953年，当他开始他中国科学史的博士研究，专研晋书及隋书的天文学，他在学术专业上彰显了一项重要的转变。此通道的可能，在于他作为一位物理学家训练的前提下。李约瑟是何丙郁的博士生导师，这使他后来在剑桥大学成为一个关键的学术合作者。1960年，他成为物理系的科技史副教授，然而要超越此职衔感觉上并不容易。

凭着此困境的深刻体会，何丙郁在1964年毅然接受了马大吉隆坡分校的中文系主任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当时是“世界上唯一专门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中文系教授”。在那里，他集合了一群来自欧洲、美国、台湾和香港的著名汉学家为该系师资，并在几年内建立了一个世界上最好的系所之一。在他任职系主任期间，他也是大学委员会成员（1965至68年）和担任文学院院长（1967至68年）。

在马大服务期间，何教授名副其实地回馈国家。在1969年的暴乱后，他成为国家咨询委员会两名高等学府代表中的其中一名成员。与此同时，他兼任拉曼学院院长。然而他更致力于研究工作过于当高官。1968年他受邀成为马大副校长候选人，但他婉拒了。他选择与李约瑟并肩埋首，带领《中国科学技术史系列》第五卷第三及第四辑的研究工作。陈修信也“献议说服我加入内阁”，他再次礼貌地拒绝，理由是他在政治上缺乏兴趣或专长，而更倾向于学术研究工作（Ho, 2005）。

何教授在1973年辞去马大的职位，并留下一个优秀的学术风气，从而让中文系具有成为世界上重要汉学研究中心的基础。同年，他受邀到布里斯本的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 Brisbane）设立亚洲研究所，并成为所长。

即使离开马来西亚，他仍然为国家利益考量。在1973年后期，何教授写了封私函给敦拉萨，报告中国的转变，这是他随同澳洲格里斯菲大学高级官员亲访中国时的发现。在1970年代初，与中国建交是项棘手、敏感又具争议性的问题。然而，何教授主动告知敦有关他“在中国所遇到的人以及中国对于其他国家和对于海外华人态度的总结”。据他了解，中国对于海外华人的政策是鼓励他们在海外取得公民籍。他认为，中-马正常关系在不久后将有可能建立起来的（私人通讯，2003）。

任职所长的首五年，何教授为格里斯菲大学亚洲研究奠定了一个世界级地位的坚实基础。在1981至87年间他转调到香港中文大学领导中文系。在他事业的最后阶段（1990至2001年）担任了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中心主任。他为该中心巩固了其财务状况。

身为一名国际称誉的学者，何丙郁的学术才能在不受政治疆界的限制下，真正是属于世界的。以他自己的话说，他是游走于三洲四国、香港和台湾的学术“漫游者”。

何教授的背景允许他把他的教学及科学性的研究深入到跨学科的范围。他应用他丰富的科学知识在天文学、数学、炼丹术和中华医药的研究中。他的作品对《易经》、炼丹术、手艺及技艺、中国科技史甚至是其它伟大亚洲文明的古代科学研究，有助于弥合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关系。

他的作品包括多于20多本书籍及专论、170篇著名学术和评论文章的刊物和书籍，并以英文、中文、日文书写，真正地体现了他的学术成就。他的学术影响力落实于多个地区，尤其是在英国、中国、香港、台湾、日本、新加坡、澳洲、欧洲及美国。
何教授以物理、数学、天文学为内容的作品也使他与李约瑟伟大的研究计划扯上关系。迄今为止，此与李约瑟合作的工作，产生了21卷由多种的中国科学、工艺及医药组成的文集。何教授与李约瑟的合作也使他产生了三卷独立书写的著作，即是发表于1976年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第3辑、第4辑（出版于1980年），以及第7辑（出版于1987年）。此外，他也负责其它两卷大部分的初稿工作。

何教授宽阔的学术研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不单因为他融合科学、天文学、医学、历史和文学的跨学科，还因为他非凡的语言才能，能直接应用不同语言的资料，如英语、汉语、日语甚至间接地应用阿拉伯语的资料。他被授予无数高度声望的荣誉不胜枚举，包括多个由东、西方授予的专业学术机构成员、访问学者及荣誉终身教授职、名誉教授以及荣誉终身所长名衔。

从何教授的研究和出版工作，他对于学术的贡献可总结如下：
（1）他是少数与已故李约瑟的早期合作者之一。李约瑟可说是21世纪最优秀的西方汉学家以及是世界最有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李约瑟开创性的工作开辟了跨学术的新领域。
（2）他的东亚天文学作品记录已被国际知名的天文学者使用。
（3）他通过衡量古代思想为一种科学，打开了一个新的学习中国科学史的管道。
（4）他延续并扩展了跨学科研究的传统，并以他的研究在科学与人文间建立了桥梁。据爱丁堡大学授予荣誉博士的引证，何丙郁强调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即“在一个世界我们越来越认识到所有我们的工作和学习是相互影响的”，他这种研究很符合现实生活彼此依存的定律，是非常罕有及值得肯定的。

何教授令人钦佩的建设和与各优秀学者的广大联络网已被马来西亚忽视了。自他离开马大，很多相关领域的学者、学生以至国家已渐渐淡忘这位世界级的学者，不再意识到他在学术上的象征意义。在他无数次周游于各洲各国的学术活动中，马来西亚明显与他失去联系了（除了他个人对亲戚的探访）。1991年，他建议马来西亚大学成立一所伊斯兰科学中心，然而却发现校园政治不易接受此概念。2004年4月在吉隆坡的一项讲座中，何丙郁表示一个多元民族国家的马来西亚，明显是非常适合去提升对东亚、南亚及穆斯林世界的亚洲科学历史的研究。

香港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黄兆杰这样的评析何丙郁：“何教授研究的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种种，特别是天文学、数学、化学、医学等方面。一方面，是重温及发扬了先人的科研成果，另一方面也是让我们能更好地明白中国的历史，更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历史在今天的科学世纪里具有什么意义......这是一种诠释的尝试：它能使我们获得深刻的启发，透过当代文明的角度，对文明的进展更加有所体会”（黄兆杰，1981）。2004年在马来西亚一项访谈中，何丙郁对他自己生命的评价是：“不枉此生！”（韩美云，2004）。

参考资料
韩美云2004。〈中国科技史：何丙郁一生的密友〉，载《星洲日报》6月13日。
黄兆杰1981。〈从历史观点看科学：与何丙郁教授一席谈〉，载《交流----港大校讯》，第33号（Wong, S.K. 1981. Scienc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Ho Peng Yoke, Interflow, Newspaper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Issue 33, October）。
Ho Peng Yoke 2005. Reminiscence of a Roving Scholar: Science, Humanities and Joseph Needham ,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何丙郁2005。《学思历程的回忆 —— 科学、人文、李约瑟》，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