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对千竿竹，家藏万卷书”谈到藏书，李业霖念出这句对联。他说：“藏书是我安身立命之处。告老退休后，若能在金宝老家闲坐阅读，听风声雨声读书声，就是最美好的境界。”

想来这是不少读书人爱书藏书的心情写照。不过，不是每个人都能去到这个境界。不少南洋学人爱书近乎痴，平生藏书无数，其中不乏珍本和孤本等珍贵典籍，并对南洋研究作出巨大贡献。不过，这些藏书最后命运如何？可能是藏书家们始料未及的。

30 年代南洋研究学者藏书量均以万计，伴随一生的藏书，给南洋研究带来极大贡献，然而随著这些南洋学人作古后，部分藏书放到图书馆去，但也有些“流离四散”，或随作古的人“作古”去了。由于本地缺乏藏书机构，加上文化水平不足，不懂得珍惜这些珍贵的藏书，因此藏书的流向、结局多未能如人所愿。

历史工作研究者李业霖也是华社研究中心研究员。他本身爱书亦藏书，曾师从陈育崧和许云樵，故此对于南洋学人的藏书流向相当清楚。

“30年代，南洋研究是个显学。从中国南来的文化人和学者为中国侨务委员会进行南洋研究，大量购书以搜集各方资料，撰写发生在南洋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地的故事。”

“当时新马知识分子常聚在一起，他们是南洋第一代的知识分子，包括许云樵、陈育崧、姚南、张礼千、叶华芬、刘士木和韩槐准等人，在1940年组织南洋学会，并编写与出版《南洋学报》。”

许云樵老板买下藏书

在这些学者当中，若说许云樵的藏书下场最落魄并不为过。李业霖说：“许云樵是非常用功的读书人，也是南洋史专家，善于跟各地学人交换书籍。”

“在编辑《南洋学报》的十多年间，他常把学报寄到世界各地的学术团体，因此各地学术团体也回赠书籍给他，使他藏书种类繁多，英文书更不少。”

据估计，他家中藏书最少2万至3万多册。近60年的藏书，是他耗尽一生的心血所搜集的宝物，不料由于晚年生活潦倒、贫病交加，许云樵必须工作以维持生活。过于劳累的工作使他眼膜受损，入院新加坡中央医院，两星期后瞎了一只眼。

为了医病，他最后只好卖书。“听说当时马华文化协会、东京学术机构和北京大学都曾洽谈要买下他的藏书，他最终却以6万新币卖给新加坡一名许姓塑胶商，原因是若卖到北大或其他国家，他就再也看不到爱书一眼了。”

新纪元学院中文系讲师廖文辉指出：“森都公司的大股东许木荣，也是许云樵的老板，基于同情他的遭遇，不让珍贵的藏书流落海外，同时也报答他在公司多年的辛劳，所以买下其藏书。”读书人晚境凄凉，难怪许云樵曾感叹：“读破万卷书，不如贩夫优。”

许云樵去世后，有人建议许木荣将藏书送给“晚晴园”宗乡总会，许木荣同意了，也让藏书得以重新编码整理。李业霖感慨：“许云樵的书这时总算有了归属，但他的几本明版书也在晚晴园被识货者偷掉了。”

南洋史地研究工作者陈育菘同样藏书无数。他从小致力于搜集南洋图籍文物，是一名督学，也曾任南洋学会主席，和许云樵合作编辑出版《南洋学报》和《马来亚少年》。

他也是商人，经营“南洋书局”。“由于他是书商，经济宽裕，所以能够经常往返上海、长沙、北京和广州等地‘访书’，每年都从各地买了很多书回来，单单家里便藏书一万多册，以南洋研究的书籍居多，包括各语文如中文、英文、日文、印尼文和缅甸文书籍。”

“目前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陈育崧的藏书约7000本，其余3000至4000本留在他自家。他也另外送给我3000至4000本南洋书局里的书，不过多是一些杂志例如《东方杂志》和《南洋研究》。”

叶华芳的藏书“命数”算是其中较好的一个了。他也是研究南洋历史的学者，曾任教于马六甲培风中学。李业霖说：“他藏书整万册，常在《南洋学报》发表文章。1985年他在新加坡杂志《中国学报》上，以英文发表的‘马六甲华人史’，可谓其代表作。”

“叶华芳的儿子在美国念书立业后，接父亲到美国居住，所以他的藏书透过船运，全数载到美国去了。”

藏书楼培养学者

“中国人的藏书历史非常悠久，在商周时代，已有收藏档案、简册的官方机构。在以后的封建社会中，皇家藏书、书院藏书、寺庙藏书和私人藏书，成为中国藏书发展史的四大支柱。”

古代的藏书楼在文化发展史上，曾做出巨大贡献。

李业霖指出：“历代藏书楼的贡献，首先在于它们为后人保存了大批珍贵的文献典籍。”

“其次是为文人学者研读和校勘图书的场所。第三个成就，是培养学者。藏书丰富的藏书楼，可供学者充分利用，批阅研读著书立言。从私人藏书楼演变为公共图书馆，是现代藏书事业的发展趋势。”

“陈育崧有不少明朝书籍，如《西洋番国志》，如今只有北京图书馆有珍本，他珍藏的版本则是仿印原版的明朝线装书，内容讲述郑和下西洋，到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及阿拉伯海时所体验的人情风俗、当地产物和地理环境，由郑和的秘书撰写。另外，他也藏有《新加坡风土记》，是仿制自原装的清朝铅印书。”

新纪元学院中文系讲师廖文辉说，许云樵的藏书《开吧历代史记》是孤本，此书从陈育崧手上得到，陈育崧当时专程从日本带回来，并曾在《南洋学报》上发表，由许云樵作注解。

“新马一带南洋学人的藏书中，有不少书籍已绝版，他们的藏书正好保存了这部份。这些书一旦公开，研究者可从藏书及一些书里的眉批，掌握到学者的研究方向、兴趣、治学理念等。”

“又如许云樵根据其藏书编写而成的《南洋文献叙录长篇》和《南洋文献叙录续篇》，除了有系统地整理其藏书书目外，还有内容简介和他亲笔撰写的书评，至今无人有能力在此基础上做这种整理。”

南院学术研究处主任安焕然则表示：“藏书的价值视个人收藏‘素质’而定，不能以一概全，但旧藏书对学术研究来说，永远是不会嫌它少的。”
专业管理保护藏书

南洋学人在世时，藏书在主人的照料下都有个安身的“家”。陈育崧把庋藏东南亚史地探究的书籍、图籍和文物的书斋命名为“椰荫馆”，以反映南洋特色；许云樵也以“万卷楼”名其书斋。

然而主人过世后，藏书该如何处理？藏书需要维护的成本：空间、专业人员和钱，一个不可缺。又如李业霖所说：“藏书四大厄运：水灾、火灾、兵灾和不孝子孙把书拿去卖”，藏书是心血，丢失了会痛！向社会开放资源、专业管理、物尽其用，应是最理想的做法。

安焕然说：“以许云樵为例，其藏书的命运很是‘可怜’。当时新国政府不重视，民间华团或私人界‘识货’者，往往因‘人为’因素，例如社团的搬迁、华团领导人的改变及私人收藏者本身业务的问题，使其藏书东搬西搬，最终也没什么整理和照顾，更谈不上被后人利用从事学术工作了。”

“我个人看法，以目前的环境，如果这些书是以华文书为主的话，捐赠给华社民办学府，如新纪元、南院、韩江，最为妥当。”

“因为，这些书，一些华团或个人往往会一时兴致来收藏，精神固然令人感动，要持续，恐怕会因人事问题、种种人为因素而无法持续。许云樵的藏书是一例，最近新山陶德书香楼亦是个显例。”

2000年4月，来自新加坡的数万本藏书，从彼岸转到新山百货布匹商工会的顶楼作为藏书之处，此乃新山陶德书香楼成立的源起，但后期这批书置于馆内，缺乏专业管理，亦乏人问津，因此2004年，南院族群研究中心所长郑良树博士献议转移藏书到南院图书馆。

后代西化不了解意义

不过在献书过程中，陶德书香楼与南院在藏书的拥有权和管理权之议案上产生分歧，因为议案第3项内容指出，书香楼希望藏书的管理委员会有5位分别由书香楼和南院图书管理员选出的代表组成，但南院认为第3项议案与献书的第1项议案说明“无条件全部捐献给南方学院”的内容相抵触。此事最后以书香楼通过特大撤销第3 项议案的决定而落幕。

他说：“目前南院的中文藏书有很大部分是公众的捐赠。从1996年至2002年，捐赠南院图书馆上千册以上的人士和单位共16个，包括郑良树、王赓武、陈应德，新加坡退休政治人物李炯才，马华写作人爱薇等。另，学者陈松沾（陈剑）最近也把其2万7000本藏书全数捐赠给南院图书馆。”

“此外，南院的马华文学馆在成立之初，向马大退休教授吴天才，以价值不菲的金额买了其全部的马华文学藏书，作为马华文学馆的基础藏书，是为南院‘镇馆之宝’。马华文学馆的基建运作，对马华文学研究的贡献具有一定重要的意义。”

李业霖说：“希望吉隆坡有个以中文为主的图书馆，以嘉惠学子文人及公众人士。公共图书馆的设立，对华族文化、科学水平和素质的提高不言而喻，会起著重大作用。”

廖文辉却认为：“政府是不可能帮华社做这件事（藏书），除非有特殊机构或企业愿意长年负担这笔费用，否则这些书籍最后多落到民间学院。”

他说，随著新加坡语言环境的改变，许多南洋学人的后代接受英文教育，他们也许不了解这些藏书的珍贵，又或许是不重视，因此他认为华社的自觉非常重要。

“许云樵的部分藏书和书信在晚晴园整修时被随意丢弃，新加坡一位洪姓考古学家知道这些文物珍贵，把许云樵亲笔写的500多封信和论文等从地上一张一张捡起来，现收在新纪元学院，今年8月新纪元将出版许云樵的书信集。”

诚如安焕然所说：“总之藏书不应是藏之名山，或沦为旧报纸般卖掉。藏书是让后人研究、阅读，要‘有人看’，它才有‘活著’的意义。所以藏书的处理，其专业性和如何持续管理保护，以及有人应用，是最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