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巴素（Victor Purcell）本人为殖民地高官（1921-1946历任马华民护卫司 Protetor of the Chinese，华文教育副总监、军政部的顾问等高职），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殖民宗主国的立场来看问题，以烟毒（鸦片）为例，它显然是英殖民史上的一大污点；但是，巴素却未对其加以谴责，反而避重就轻地引用一份报告书来企图说明烟毒并不如想像中那么有害。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殖民政府约50%的收入来自鸦片。巴素虽认为现代马来亚是英华人共同创造的产品，却不敢点明这个殖民政府是靠有害无良的鸦片税收来运转。就此点言，巴素的道德勇气就比不上《马来西亚》（Malaysia: a study in direct and indirect rule）一书的作者Rupert Emerson，这位哈佛的政治学者对英人与荷兰人的殖民统治的分析与批评就尖锐得多。

说到殖民者的间接统治方式，很易使人联想到分而治之。我想，与其说分而治之是蓄意分化被殖民者的工具，倒不如说它是较务实与低成本的统治方式。易言之，其经济与行政成本的考虑恐怕不比政治考虑低。比方说，除了经济作物外，也得有人生产粮食，且当时的各族人民本身也并不见得积极族际交流。

比方说，华人就很执著于内部的自治而不欢迎英人介入当时华人的事务。说白了，当时华人的心志大体上是不怕官，只怕管。英殖民政府若加强对华人的管制，反而可能引来反弹。这种一方面没有政治野心（马共除外），他方面又不愿受到干涉的心态，倒令人联想到“天高皇帝远，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文化心理。若再考虑及中国民族主义的作用，就知道各族事实上也是倾向于各适其适的自成体系的愿望。分而治之云云，恐怕还是独立后的掌权精英起著更大的作用，对此，我想，我们需要更多的自我反思反省，而非一味归咎于人。
毕竟，大马独立已近50年，已当了近50年的主人翁。我们在谴责殖民者时，是否也应平衡一下其功，如在1909年把吉打、吉兰丹、登嘉楼和玻璃市从泰国手中拿过来划入马来亚或在1963年把东马两州引入马来亚组成马来西亚。无疑，殖民主义这种行为本身是应受到谴责的；只是，若把一切不良现状都归罪于殖民主义，而不反省本身现阶段行为的正当性，岂不变成了五十步笑百步。毕竟事在人为，族群关系是恶化还是良性化，良好化，主权已操之在我，而非受制于人，又怎能再推过揽功。

注释：
中国学者陈晓律在《马来西亚：多元文化中的民主与权威》（2000）一书中便有这么一段话：“面对马来人的激烈反对，英国对华人的态度十分失望”（页109），又陈企在《马来亚华人的抗日运动》小册子里对马共有这样的描述：
马共“在政治意识上也从侨民意识转化为当家作主的思想，但在具体运动上缺乏有远见和慎密的思考──对形势错误估计──错失了历史的良机。”（见文运企业，2004年，页65）

“先进”的左翼华人主流与非马来人主流的马来左翼对上右翼的巫统与英殖民政府的结局显然是左翼出局！左翼出局的终极后果，便是非主流的华人右翼配上主流的马来人右翼，其权力关系如何则思过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