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威在其讲题《郑和下西洋对海外华人的影响：对二十世纪海峡两岸郑和研究的趋势与特色的反思》中指出，明初海禁和郑和下西洋压缩了中国海商的活动空间，终结了宋元时期中国民间进军海洋的进程。他直言，郑和下西洋的活动，其实执行的是明朝迂曲的海外政策。

“郑和下西洋是对宋元时期中国人海外开拓事业的反动，对海外华人的发展亦是一种反向和负面影响。 ”

他指出，无论是推动朝贡贸易，夺取民间海外贸易之利，营造万国来朝的盛况，或是招抚海外流民和打击海外华商武装集团，都是郑和下西洋的主要使命。

“对海外华人或华商的发展而言，这是有其反向和负面的影响。”

对此，出席发表会的华研主任文平强也认同说，中国的大陆传统重于海洋传统，而郑和以官方海洋力量控制民间的海洋力量。他直言，郑和的下洋行动是贡献大收获小。

张晓威说，郑和其实是明朝政府实施海外政策的执行者。

明初海外政策的结果是中国背向海洋，同时毁灭了宋元时期中国走向海洋大国的机会。在这同时期，欧洲国家统治者纷纷支持民间海外的开拓行动，而中国明朝却敌视东南沿海商民海外的开拓举动。

“由于明朝后期推行海禁政策和郑和下西洋对海上游民和海外华商的打击，以致活跃于印度洋和东南亚一带的中国海商不得出洋，即使冒禁出洋也无利可图。”

他表示，从永乐三年（1405年）开始，倾明朝国力支撑的郑和七下西洋的使命，除了招谕各国前来中国朝贡和开展朝贡贸易外，仍负有镇抚海外流民的职能。他说，海外万千华人其根基已相当牢固。尤其是三佛齐和爪哇的华商集团，各有数千家部众，雄视一方，即使郑和率强大的舰队前往招谕，也不会轻易弃其基业，应诏回国。

他指出，三佛齐以梁道明为首的华商集团虽然向明朝入贡，但以陈祖义为首的另一方华商集团并不轻易屈服。在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时，陈祖义拒招谕后，郑和就率兵攻打陈祖义，并将陈祖义擒回中国处斩。

他说，郑和下西洋大规模进行的朝贡贸易也使中国海外私商贸易无利可图。宋元时期，主导印度洋与东南亚贸易的中国海商积累了巨额资产。到明朝初期，这些在宋元时代活跃于海外的中国大小海商基本上消失了。

“明朝推行的朝贡贸易贯彻‘厚往薄来’原则，使原来与华商做生意的海外各国纷纷加入朝贡行列。”

他表示，郑和下西洋期间招徕的各国使臣商人，不仅能搭乘郑和舰队携带货物到中国“朝贡”，省却运费和旅途中的浩大花费，甚至还能从朝廷馈赠中获得暴利。至于郑和舰队所携带的中国货物数量，则足以满足海外各地对中国商品的需求。

“原先依赖中国海商提供中国商品的东南亚和印度洋各地，从此无需再仰赖中国海商以获得中国商品。”

此外，他说，明成祖禁止建造远洋海船和将现存海船改为平头船的谕令，对华商远航印度洋的打击最大。不能拥有远洋海船，远洋贸易难以为继，中国海商也就失去了原有的印度洋贸易网路和据点。

“除郑和‘宝船’外，宋元时期用于印度洋贸易的中国海商的大型远洋船舶，在厉行海禁的明代前期和中期已不复再现。”

因此，他说，郑和下西洋后，中国海商基本上退出印度洋海域的贸易。至于奠定郑和下西洋物质和文化基础的宋元海外拓殖事业，却终结于海禁和郑和下西洋，同时也宣告宋元时期以来中国开放局面的结束。
 
重建历史彰显优越性
 
近百年来海峡两岸的郑和研究中，其趋势与特色，约略可分为3方面：一为以民族主义出发强调郑和辉煌事业 ，二为原始史料的考证与分析，三则是跨学科与跨领域的研究。

张晓威指出，学者透过重建郑和的历史，以表现中国古代国力的富强与航海技术的先进，也藉著诠释郑和航海的历史，把中国置于国际舞台当中，并将郑和与当时世界其他的航海活动及航海家进行比较，以彰显中国人的优越性。这正是上世纪海峡两岸，尤其是中国学者从事郑和研究的现实目的与意义。

但他说，虽然一世纪以来两岸的郑和研究，多是基于民族情感以缅怀郑和伟大辉煌的事迹，然而不同的时代环境与背景里，却有不同的时代关怀，民族情感的表现也有不同。譬如梁启超对郑和的研究，显然与当时中国国内外的政治局势息息相关。

“20世纪初年，梁启超研究郑和的目的，主要是透过发掘与表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重建新国族的英雄系谱，以凝聚中国人的国族认同和向心力，并将中国的历史豪杰与世界其他的历史伟人相比，展现出中国确实是有能力与世界其他强国并驾齐驱。”
 
塑造英雄和平形象
 
张晓威说，从郑和研究的特色来看，一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亦兼具了历史学研究的两个基本精神，即追求历史真相和以古鉴今。

他说，通过古为今用的作风，通过对历史的重新诠解，为现存社会服务，如中国将郑和视为民族英雄，用于建立民族自信，让中国光荣的走进国际舞台；同时也以郑和塑造的和平形象，做为中国与外国交往的形象。

“发明历史来为今天服务，通过神化和英雄化郑和风潮运动中，打造民族想像的共同体。这一切也反应了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发展。”

在郑和原始史料的考证与分析研究方面，张晓威说，这方面研究包括：关于郑和的家世背景、使团的组织与规模、航行的时间、动机与目的、到过或未曾到过的地方、发生过哪些事情、为何不再继续这项伟大的航海事业、哪些是真正的史实、哪些又是虚构的故事、郑和与回教的关系等。

“这些题材至今仍经常反覆地出现，学者使用的文献资料，除了中文的史料外，也致力发掘世界其他地区的非中文书写史料，例如葡萄牙、斯里兰卡等。”

不过，他说，由于现存有关郑和航海活动史料的不足，使得相关的考证经常出现争论，迄今仍有许多问题尚没有得到具体的解答，例如郑和航行的宝船尺度大小问题。

“除了书写的历史文献，其实学者也注意到各地流传有关郑和的神话故事和传说轶事等，因此也努力搜集这方面的材料。”

他举例，明万历年间罗懋登撰《三宝太监下西洋》，借郑和史事，套上神话与幻想，构成一百回合的章回小说。

他说，这一切提供很多的想像空间，透过传说，佐证郑和的伟大，也表现了郑和故事的在地化。这与以民族情感为中心的研究前提与特色，实为殊途同归。至于跨领域及跨学科的研究趋势，张晓威说，1980年代以来的郑和研究，可以说具有跨学科与跨领域的特色，这期间参与郑和研究的人员，除了历史学者以外，还包括研究、天文、化学、医学、营养以及造船等学科专家。

他说，在1990年代开始，由于受到科技与电脑资讯发达的影响，以致对郑和研究带来另一波的冲击，学者透过各种多媒体的协助，从事复原郑和航行史实者也渐多，除了利用电脑网络上的虚拟实境与制作动画之外，甚至还举行实际的造船出航活动。
 
中国强调济弱扶倾精神
 
张晓威指出，在1980年之前的郑和研究方面，一方面强调郑和向南开发，对外征服的丰功伟业，另一方面则强调中国人的博爱和平、济弱扶倾的精神。

他说，前者是希望中国人在帝国主义的长期侵略下，藉由缅怀郑和的事迹以达到自我勉励，进一步促成对国家历史文化的认同；后者则是强调中国与欧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巨大差异，将郑和诠释成爱好和平的民族英雄，以此作为与欧美帝国主义霸道的、侵略的特色对照。

接著，他说，从1980年代开始，郑和研究在中国大陆史学界受到空前注意，这应该是受到邓小平、江泽民多次公开表扬郑和有关，而此时也正是中国欲走入国际世界的时间点，进而助长郑和研究的风潮。

他说，在这方面台湾也起了变化，一些推崇郑和，一些不理不睬，当然也有客观态度对待的。

他指出，由于中国“崛起”的因素，认为两岸关系只能合不能分，并且强调要效法郑和，强盛而“和平”地完成统一的情况下，台湾方面则会面临较尴尬与暧昧的处境，以致有所排斥，谈论者也相对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