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6日，由华总、华研和绿野集团联办的“马来西亚华人的贡献与国家进展”学术研讨会，张晓威老师在会上发表〈华文中学教育的发展与对国家的贡献〉，述及60年代改制浪潮之后的我国“华文中学”发展时，大抵只限于论说“华文独中”的发展。会场就有观众质疑，谈大马华文教育，在论及独中发展之余，是否还应该涉及改制后的国民型中学“华文教育”的发展？“华中”称谓问题，再次引发了讨论。

大马华文教育的发展能不包括国中华文班的发展？能不涉及改制后的国民型中学至今还构塑的“华文”氛围吗？

华教史的叙述，有其凝聚社群、回应外在挑战、反制单元、争取多元、追求民族平等的“象征”意义。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中，“华教史”的论述成了“集体记忆”，藉以抵抗官方霸权的一种方法。如此说来，它还真有点“后殖民”的意味。然而在这种“建构”华教史的论述中，原本是置身于边缘，试图悲壮地挣扎、求取多声调的话语权，以拒绝被同化的文化抵抗论述，有时却也不自觉地陷入角色易位的境地。自以为“边缘”的，反而成了中心、主流，甚至是单元而片面的论述。坊间的华教史论著，多是这种格局。“集体记忆”的建构，常常是“文本”创造了“历史”。

诚然，在1953年至1956年间，槟城钟灵中学在校长汪永年穿针引线下，向政府申请特别津贴，成了国民型中学的始作俑者，掀开华文中学改制的序幕，惊动全体华社。

1956年，芙蓉振华中学在董事长叶茂达率领下也接受改制，华社更为之哗然。仿效教总主席林连玉之口吻，这是第二枚原子弹在华社里爆炸了。继芙蓉振中之后，同年10月，昔加末华侨中学董事及赞助人大会在出席者人数稀少下又通过接受改制。前后两个月不到，中南马两间华文中学也拔旗易主，一时间，华校改制疑云及令人窒息的气压，笼罩华社。

宋哲湘〈独立年马华教育概述〉（载于《教总33年》）记云：1957年全马华文中学爆发了总罢课学潮，学生们发出了他们的呼声，反对华校改制。最剧烈的是槟怡两区，结果怡保4间中学遭到最久的封闭，槟城4中学开除了最多的学生。这是马来亚独立后，华文教育史上一宗最不幸的事件，也是马来亚独立年里的黑点。

60年代，对华文中学而言，真是风雨飘摇的年代。1960年《拉曼达立报告书》和《1961年教育法令》颁布，宣布自1961年起废除（以华文为媒介的）高初中会考，取消津贴给拒绝改制的华文中学。这又像是一颗炸弹，震动了马来亚华教界。而在华裔政坛上，以陈修信为首的马华公会新领导层在1959年排挤了一批（比较亲华教界）以林苍佑为首的“少壮派”（如朱运兴、杨邦孝、陈世英等人）后，更是转向极力支援《拉曼达立报告书》。并以银弹出击华校，向华社鼓吹和游说华文中学改制，大事宣扬华校改制的好处，声明国民型中学仍会保有三分一教授华文。还一再宣导：假若拒绝改制，经费生源等问题，华文独中难以发展。此时期的马华领导层，已与坚持反对华文中学改制的董教总关系紧张，“三大机构”名存实亡。此为华文中学改制的“大灾难”时期（这类相关“话语”的论述，可参见黎整理〈华文中学改制的回顾〉《华文中学改制专辑》，教总，2000；沈天奇〈华文中学改制〉《星洲日报》言路版，2004.12.7）。

迄1962年，有55间华文中学接受改制，成为国民型中学。套用郑良树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四分册）》（教总，2003）形容华校改制的措辞：尤其北马更是“严重灾区”，拔旗易主者，槟城90%（9间改制，仅韩江1间不改制），霹雳88%（14间华文中学改制，仅怡保深斋、班台育青没有改制），简直就是“溃不成军”。

当时坚持不改制，坚守华教自主岗位的华文中学，仅有16间，其中6间就在柔佛州，超过三分之一的比重。在改制风潮吹袭下，柔佛州是最难得的一州。这种格局，恐怕与宽柔率先拒绝改制有关，影响所及，州内其他五校也风从影附，守住立场。

郑良树认为：当年正因为新山华社动用了大脑，在华教面临危机万状的时刻，独排众议，开出一条独立自主的生路。要不是宽柔力挽狂澜，新山华社的“只手顶天”，柔佛州恐怕保不住6间独中，成为独中的大本营。新山华社这一次的行动，无疑是走在全马华社的前头，为全马华社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对打造现在的中华文化有相当的功劳。

并不是说以上的华教史论述其历史事实上有误。坊间华教史的“主流论述”（或许用此措辞尚值得商榷，因而我放上了引号），在彼等述及改制后的华教发展，中学部分就仅集中在华文独中的部分。这种典型的叙述，可以郑良树老师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或简史为代表。而前述张晓威的论文思维框架，也是这种“华教史” 书写模式的延续。

然而，当我们在检视大马华教发展史之时，能舍弃改制后的国民型中学（有人说在北马那也叫“华中”，纵然这称谓可以争议），他们这些年来在其校园里仍构塑的 “华文氛围”，以及其“孤儿”般的困境吗？这些学校有的近乎90%是华裔子弟。他们的校歌还是华文的，学校的练习簿封面印有双语（华／巫）。他们一周还有 5堂华文课。校内有不少老师热心推广马华文学，不少学生仍热爱中华文化，甚至还坚持SPM报考那可能会影响积分的华文科。这一类“型”的学校，不一定获得政府公平的拨款，而华人社会又对这一类“型”中学的发展困境相当冷漠。其中的冷暖炎凉，竟是缺席于我们的“华教史”论述。

我是宽柔人，并非出自上述国民型教育源流，但这些年来在南院中文系的教学感观，一些来自国民或国民型中学的中文系学生对“华文”的热爱，丝毫不逊于独中生，甚至有者比独中生更为执。好事者如有兴趣，不妨统计一下当今我们本土各大专院校的中文系学生，国中源流占多少，报读中文系的独中生又有多少。再统计看看，读师训华文组的学生及目前在本地各大专院校任教中文系的师资中，究竟有多少是独中或国中出身的？数据统计出来，恐怕会令人讶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