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领域里，关于华人的研究，人类学的努力是颇有建树的。从Freedman、 Skinner、Crissman等人关注东南亚华人社团组织、华人社会内部的分群结构、华社领袖的关联关系等层面，至李亦园的麻坡研究，麦留芳对方言群认同的研究，陈志明的峇峇研究及探讨华裔与族群关系，彼等之学术成果、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都有值得借镜之处。
 
人类学对华人研究的贡献是必须肯定的。在区域的个案研究中，60年代台湾著名学者李亦园在麻坡所做的研究，更是贡献犹著。其学术训练早已是超越“地方志”史料填充的范畴，从引用的资料及分析，整理出华社华团领导人的“执事关联”等方方面面，具有突破性的创见。然而，李亦园等当初之所以研究东南亚华人，主要是把东南亚华人研究视为中国社会的延伸，当作“中国文化的实验室”来看待的。而且一些人类学者在研究社群组织上，偏向于横向的功能性模式和类型分析，缺乏历史学所强调的纵向动态探讨。缺乏对本土历史情境的把握，以及轻率套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常使研究者对研究的课题产生了误读。
 
我们对过去的一些研究视角和方法论要有所继承、警惕和超越。为免落入概念化的论述阱陷，研究一个地区华人社会的结构与发展，须与本土语境结合，更不能忽略历史的纵向探索。在文化视角的关注上，DeBernardi从槟城华人宗教信仰层面探讨华人的族群认同意识，Sharon A.Carstens以文化人类学研究叶亚来，以及林开忠以族群属性、国家与华教运动的互动关系，论述“马华文化”的建构，都具有研究视野上的突破。毕竟，分析和解读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本质，我们不能忽略“文化”的因素。“文化”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展现“权力竞逐”的象征符号。在华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文化策略的应用和历史意识起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解读和分析的视角。
 
华人社会有其本土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情境。“深描”和“内部”视角是必要的，但我们也不能把它孤立起来研究。方法上需运用多学科来参照，尤其是与政治、经济、宗教、哲学和人类学等跨学科结合。而马来西亚华人研究，除了歌功颂德（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的人物列传（有的还真写成了“烈传”），和一些点滴耕耘的地方志史料填充工作之外，以一个人物或是以一个地区的华人社会文化为研究对象或做比较研究，探讨其间的共性与个性发展，找寻学术上的更多创见和启发，这方面尚需要多视角多学科的综合分析，微观与宏观结合，以小观大，“小题大做”一番。马来西亚华人的社会与文化，希望能有更扎实和深化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