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来，我看过几本有关新马华文报刊史的著作，它们各有千秋，各具特色。最近，我读了陈蒙鹤女士的《早期新加坡华文报章与华人社会》(1881-1912)一书，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并广为学界所引用，而独占一方鳌头。

陈蒙鹤女士这部作品，原是从一篇硕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著作。它是这方面的开山之作，1967年由新加坡马来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优秀的作品，总不会被聪明的读者看漏的。南方学院人文与社会学部的胡兴荣博士把它译成中文，译笔流畅，能传达原著的本意和精神，由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嘉惠华文读者。

治学严谨春风化雨

已故陈蒙鹤女士是笔者的业师。1962年下学期她来南大历史系，接替陈国芬讲师的遗缺，教我们大四的马来亚近代史。在一个学期里，她讲了10个课题，由马六甲王朝讲到马来民族主义的兴起。她治学认真、严谨、踏实，能由博返约。他对后辈或学生们，无不循循善诱，深藏若虚，而脸上常堆满笑容，如春风风人，夏雨雨人。在她的指导下，我写了两篇历史作业，一是《18世纪的武吉斯人》，另一是《马来亚的饷码制度》。陈老师给我提供一些重要资料，我由衷地感谢她。

马六甲1815年虽然创办了一份最早的华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但它的主旋律是弘扬基督教教义，而非报道新闻和评论时事；它的着眼处是朝向中国，而非马来亚。因此，本书的研究起点，直接从1881年薛有礼创办的《叻报》开始，深入讨论其后30年7份华文报章的创立、演变、起伏、衰落以至消亡。作者把这7份华文报刊即《叻报》、《星报》、《天南新报》、《日新报》、《图南日报》、《南洋总汇报》（后来改为《南洋总汇新报》）以及《中兴日报》的长成发展与新马社会有机地联系起来加以研究，看出社会与报刊的内在关系，互相影响，有因有果，有作用有反作用，从而引出了有价值的结论。

作者研究报业史的时限是从1881年至1912年这30年间的华文报业。在新马华文报章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这30年在时间上是第一个阶段即作者说的“早期”。随着马来亚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的繁荣进步，人口的不断增长，教育事业的发达等各种因素，马来亚华文报业的发展有过两次的历史高潮；一次在上世纪的20年代，另一次则在上世纪40年代的下半期即二战后至冷战前。当时报社业务规模扩大，趋向企业化，不断充实设备，人才荟萃，报人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出版事业蓬勃发展，蔚为大观。

5个长处2个特点

本书篇幅虽然不大，但内容丰富，史料翔实，条分理析，既有思想的深度，又有思想的广度，叙述生动而有变化，有时提出思辨性评论。这些可说本书的长处。

作者研究此书，从历史和问题两方面出发：一方面从显微胶卷和文献中搜集大量有关华文报刊的第一手资料，又从前辈和报刊创办者的后人，取得罕闻的活鲜资料和数据。有关历史问题的资料，几乎给作者一网打尽。另一方面，建立严谨的分析框架，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分析史料中所反映的不同发展形态和内在联系，理出一条基本的历史线索，从而兼有历史分析和问题分析的两大特点。

这本华文报业史，不仅叙述了从1881年至1912年的新加坡报业发展史，同时也把十多位与报刊有关的重要人物浓墨重彩地加以述评，构成了一座历史人物的长廊，如薛有文(1851-1906)、林文庆(1869-1957)、邱菽园 (1874-1941)、林冲南（林光铨）、黄乃裳(1849-1924)、叶季允(1859-1921)、陈楚楠(1884-1971)、张永福 (1871-1957)、宋旺相(1871-1941)、和清政府驻新加坡领事左秉隆(1850-1924)等塔尖人物。这些历史人物有腰缠万贯的商人、有社会活动家、有热中社会改革的政治人物、有下笔千言的报刊主笔、有赫赫有名的大律师和折冲尊俎的外交官等等。他们对新马华社的贡献，主要是传播中华文化、唤醒民族意识的萌生、鼓吹兴学办教、保护妇女、请愿取缔鸦片买卖、促禁私会党活动和猪仔贸易，以促进社会安宁和进步。他们关心生活在这块“蛮夷之地” 的侨生（峇峇），因隔绝祖国的声教，变成化外移民，容易被同化。他们积极推动各种文化活动，使侨生“再度华化”，北望中原，心系中华。

首创星洲一词是谁？

把新加坡简称“星洲”，前辈文人都说是邱菽园首创。作者沿用此说。她说：“邱菽园是以‘星洲’为新加坡别称的第一人，他还自号‘星洲寓公’。此后‘星洲’一名也为其他文人所使用，很大程度上乃取代了旧称‘石叻’。”（见本书第33-34页）把新加坡别称为 “星洲”是邱菽园最先使用的吗？陈育崧先生昔日曾与我讨论这个问题。这问题有待考证。

左秉隆1887年一天游廖内岛，回来赋诗记游。诗云：“朝辞廖屿上轮舟，一片帆开逐顺流。绿树青山逢处处，和风丽日意悠悠。漫歌雅调惊云雀，乱拨鹍弦狎海鸥。乘兴不知行远近，又见渔火照星洲。”（见《勤勉堂诗钞》）“星洲”一词最早出自此诗。

邱菽园在其《菽园诗集》里，“星洲”一词，说了多次。他将“星洲”一词入诗，据陈育崧先生说最早在1898年，是他创办《天南新报》时；而左秉隆有关“星洲”的诗作写于1887年，早于邱的诗作11年。这“星洲”一词的创作权，应属左秉隆。

本书将佘有进误植畲有进，应予更正。佘有进是新加坡早期潮帮领袖，富有且具影响力的商人，是新加坡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

本书误记一个中国近代历史事件，其余就不一一指出了。陈蒙鹤老师这本书是经得起检验的。所指的失误，不过是大醇小疵，瑕不掩瑜，无关宏旨。俗语说：“无误不成书”这无疑是个平凡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