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百年前，中国华人来到砂拉越，不管当时环境如何、地方如何，他们不仅仅生存下来，甚至落地生根变成当地中坚份子，是什么力量带他们撑过生存走到生活，成为 今日的砂拉越华人？今天，马来西亚华人并非国内最大民族，也不掌握政治力量，无庸置疑的是，一个又一个华人握住马国经济命脉 。
东南亚甚至还产生一个吊诡现象：越多华人人口的国家，个人平均收入也越高，如新加坡。
 
“为什么？”或许这与华人的民族文化个性脱不了关系。

文平强以人为本的儒商文化

华人，在世界文明是个响亮的名词，但是华人的定义是什么？与其说华人是族群，不如说是文化体。也就是说，华人的定义是根据文化因素超过其族群性为标准。一个 华人可能不懂中文，没有官方中文姓名，但他就是有一定的华人性（Chineseness），就是有一种华人的文化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处事待人的伦理道德 与文化传统上。
 
吉隆坡大马华社研究中心主任文平强博士，从华人文化精神切入，讨论华人经济活动与长久定居背后的文化基础，并剖析了华人文化与商业的关系。
 
经济或商业活动与文化，没有简单或直接的决定性关系。如果说经济活动由某种文化决定，那就犯上“文化决定论”的错误。文平强认为，“把一个民族的商业表现只归功于文化是可笑的，但是在分析这个民族的经济表现时，不考虑其文化也同样是可笑的。”
 
华人的文化起源于中国，而中国文化主轴是“以人为本”，其核心理念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在提起华人商业时，不得不提的就是儒家思想或儒商文化。
 
文平强表示，儒家思想本身不能决定华人在商业上的成就，但它提供内在机制与道德精神，在商业活动中扮演指导性角色。
 
Herman Kahn是最早把儒家思想与经济联系起来的经济学家。他发现儒家思想的某些传统和资本主义精神有相似的地方：重视勤俭、忠诚及其他价值观。与西方国家不同，重视新教伦理的西方国家是为了“上帝”，但儒家思想所关怀的是“家庭利益”，但不论“上帝”还是“家庭”，其获取利益并为之效劳的心意是相通的。经商创业以为家族致富，就变成符合家庭道德伦理的华人社会需求。
 
居住海外的华人，对恶劣环境有很强适应力。福建俗话说得贴切，“十个离乡背井者，六个生存，三个身亡，一个回乡。”在现实生活中，离乡背井讨生，失败的比过一般生活的更多，衣锦还乡的少之又少。一句话：“没钱的，不能回，有钱的，舍不得离开。”但从经济维生出发，以安居乐业为目的，飘洋过海来到南洋的华人，靠着刻苦耐劳与自强不息，为殖民统治者也为自己创造财富。
 
由于华人文化强调和谐与包容，到海外的华人，也同样倾向与当地人和平共处。以郑和下西洋为例。郑和在南洋登陆后，掘了一口井。 “井”是华人代表“落地生根、长期居住的”文化象征，在中国寓意为养活人的水，使人们扎根在土地上。
 
华人的文化传统，就是要实践本身的文化价值与精神。在封建的中国社会，政治化的文化思想把经济与社会阶层分为“士农工商”，商人是最低的层次。但在海外华人社会，传统中国思想被西方统治与法律取代。 “当官”已非唯一成功，新成功定义在财富累积的多寡与快慢。
 
“在旧中国，从商者不可得到的权贵社会地位，在海外反而成为成功的主要途径。商→富→贵→权，成为新的成功。”商业与社会向上的流动可能性高。除了参与政治或当高官，商业是一个进入“主流社会”的管道。成功的商人常因财富而成为社会新贵，富起来了，天下谁人不识君，在现代华人社会，很多成功企业家也被视为文化英雄。
 
华人的文化特性使得海外华人常以血缘、地缘或业缘关系来巩固人际关系、促进商业往来。华人向来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在天时地利不存在时，华人会倾向“制造”人和。所以“商会”是华人社会重要组织，马来西亚第一所商会就在1903年于槟城成立。
 
杜维明曾说，对一个有理性和平稳的儒商而言，只为了累积财富是没有意思的。所以，在追求利润的同时，本地商人会以个人身份，经过商合或社团组织，积极参与教育、文化、宗教与其他公民社会服务，凸显其强调社会功德的文化价值观。
 
华人对马来西亚经济进展的贡献非常特出。在砂拉越，漳泉、潮州人在登陆后，都以经商起家，由黄乃裳带来的福州人，在垦荒成功后，也渐从农转商。他们从商的目的很单纯，“赚钱养家活口，让子女接受教育。”随后，他们将经商所得，逐渐投入至社会工作，包括筹组乡属公会，建路搭桥，兴办学校，以维护华族文化。
 
文平强博士说，“很多事政府做不到，可是华人做得到。”以诗巫为例，将一处荒野芭，拓垦为今日的诗巫城。那就是华人精神，只要给华人机会，他们就会拼命、奋力去做，直到成功。还有一个事实就是，“因为华人的参与，才使到国家与地方经济生气勃勃，促进经济繁荣和提高经济收入。”
 
经济全球化对华人商业是“威胁”还是“商机”取决于商人的前瞻性和适应性。他们可否还像当年拥有坚强生存精神的华人，具有强不可摧的文化信念来面对日益强大的竞争？ “不管经济多发达，企业经营多先进，都要以文化精神作支柱。文化本身不会‘决定’某种商业，但确实有一定影响。”
 
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和内涵与经济活动有互动关系，而华人因为经济上的非凡成就，而嬴得世人尊重。只是曾经被视作寻找财富，之后衣锦还乡“过境鸟”，是外来移民而非本土人的华人，在出生、生长、生活的土地上，有了身份混淆的迷思。
 
文平强问，“当今大马，只有3％华人不是在本土出生。如果出生地不是自己的家，何处是我家？迷了路的新一代，对于身份的认同与定义在哪里？”
 
家庭企业的商业活动所面对的窘境
 
华人以家庭利益为精神依据，华商也以家庭营业为主。家庭，成为企业的根本资金与管理单位，成功商人多出身家族企业的“学徒”制度。
 
家庭企业的优势在于有助家族成员就会，成为家族下一代的训练管道，并避免依靠“不可靠”外人，从道德上促进家族的经济利益。不过，华人企业在经营上似乎有几 点“宿命”躲不过。华人企业很多不能永续经营，转售或被收购是常见的营业结束原因。

还有由于华人趋向家族经营，“分家”及“内斗”成为家道中落的致命伤。 一些家族企业也面对“富不过三代”的窘境。通常是第一代创造财富、第二代承受财富，第三代要是无法再造辉煌则趋没落。
 
这有可能是因为华人企业经营较为保守，长期由创始人以家长式权威经营。当决定权握于一人之手，分层管理及授权制度将会趋弱。而保守经营的负面影响，将发生缺乏接班人的培养，依靠低成本经营，忽略树立品牌为企业资的概念。还有一些中小企业会为了压低成本，产生依赖非法和合法外劳心态。
 
砂华人文化的政经网络概述
 
加拿大亚伯达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候选人徐雨村，在其研究资料中显示，华人往砂州移民的真正大规模迁移，要从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说起。条约签订后香港开 放为五口通商，大幅增加华人前往南洋谋生的机会。而拉者布律克所颁布的拉让江殖民地文告，更吸引华商迁入居住，从移居到定居，华族已成为砂州第二大族群。 根据2002年砂拉越州人口普查资料，砂华族占总人口25.9％，约53万7千300人。
 
1901至1911年间，福州、兴化与广东的华族农民，陆续进入拉让江流域垦荒，古晋的客家基督教移民，则在1898年入垦。他们以家庭劳动力在砂进行农业经营，而拉者倡导的小园主经济政策，也使家庭农场组织生根砂州各地，形塑砂华人日后的经济发展雏形。
 
砂州流域发展特性甚为明显，尽管各流域域华族拥有不同拓垦背景，却都依赖水路作为主要经济通道，并形成砂各大城镇均位居海岸或河岸的特性，譬如首府古晋、斯里阿曼、诗巫、民都鲁、美里等，均为主要海运商港。至于拉让江流域上游，还有加拿逸、桑与加帛等水运城镇，在五十年代后对砂州木材业发展，扮演关键性角色。
 
1970年开始，乡区农耕华族，大量迁入城镇及周边区域，紧邻都市的乡区也被纳入巴刹区域。这一波都市扩张可说是经济、教育实力以及跨国贸易的基础使然。砂华人也因留学风气昌盛，而从劳动农民阶层，转投工商或专业领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