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宝山作为全马最大义山之一，共有1万2500多座坟墓，其中有5座更是葡萄牙及荷兰殖民时期甲必丹的坟墓。
 
不管是学者或是时事评论人，都一致认为华人义山中的墓碑是珍贵的原始史料，而墓碑研究也逐渐形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趋势。
 
义山作为一座华人文化与历史面貌的承载体，从古至今都有其存在的意义价值。墓碑同时是追思先人及见证华人开拓社区的历史文物。
 
义山的设立与华人社区的形成，密切相关。本邦义山的历史与本地华人社会发展的历史，几乎就是同步的。
 
拉曼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黄文斌，正参与对马六甲三宝山和青云亭展开的庞大史料研究计划。他表示，我国华人的历史，往往可从斑驳陈旧的义山碑文中找到真相，尤其墓碑中的年代可印证华人在本土开荒与落地生根的的历史。
 
“追本溯源，义山与华人社会可谓源远流长。考察三宝山的墓碑，不仅可看出华人丧葬文化与习俗的演变，更重要的，数百年的义山记载了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族群的历史故事。”
 
他也说，马六甲开埠的历史很早，华埠的建设早在明末清初之际便蓬勃起来，300年以上的墓石仍依稀可辨。这些都是华人连接原乡与家邦、赓续传统与现代的斑斑史迹。
 
黄文斌表示，华人百行以孝为先，因此华人文化往往反映在本身的葬祭礼仪之中。“在一场看似繁琐的丧葬仪式中，我们可看到社会的凝聚力和互动性。因此，华人义山与华人社区之间关系的历史研究值得注意，也有待开发。”
 
葬祭礼仪看古时社会
 
他说，三宝山上一座座的青山白冢，见证了我国丧葬文化、制度与政策的发展及演变。
 
“从英殖民政策的宽松与忽视，到本地人当家作主对义山坟地管制的压制，白冢渐没青山亦老。面对现代化浪潮与传统价值观此消彼长的冲击，华人的生养死葬越发问题丛生，华人义山课题日益引发民生环境的忧虑。”
 
黄文斌指出，华人义山的研究不仅关系华人生死观与丧葬文化的生成与变化，也牵涉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延续与发展。这正好从根本上说明了华人义山研究的重要性。
 
对墓碑进行多种分类
 
他也表示，有关三宝山的墓碑、官方档案及民间文献都没有人进行过具体的编纂及研究工作。
 
“这次编纂及研究工作将把三宝山有历史价值的墓碑进行分类，其中可分为甲必丹的墓碑、历史名人或地方领袖的墓碑、明清朝代的古墓、马来人的墓碑及有特殊艺术的墓碑。”
 
他补充说，研究计划主要会面对的困难，就在于这些历史碑文或墓碑是否有被完整保留。
 
他说：“研究计划现在最大问题是，一些三宝山墓碑没有被人翻新，三宝山下古时阻止羊群上山的石碑字迹也渐渐消失。宝山亭门前的对联更看不见字迹。”本报向华族历史研究委员会顾问林源瑞了解，该对联是“五百年前留胜迹，四方界内显英灵”。
 
同是国内墓碑研究者的陈亚才指出，三宝山是历史悠久的华人义山，也是马中两国、华巫两族友好关系的重要见证，长期以来深受重视。“然而，从未有任何个人或组织，针对三宝山的墓碑进行全面性和系统性的调查记录工作。”
 
他表示，如今有学者展开这方面工作，当然是件令人振奋的事。资料整理是基本功夫，为研究工作提供重要的资料来源。因此，这次若能完成三宝山墓碑的记录，将会功德无量，造福华社。

 
义山活教材　碑文无价宝
 
在雪隆一带进行墓碑研究工作的陈亚才说，吉隆坡语文出版局路（以前称为旧飞机场路）、陆佑路与新街场路之间的墓地，面积超过400亩，包含锡克教火化场、印度教火化场、斯里兰卡佛教徒墓地、罗马天主教徒墓地、日本人墓地、广西义山、广东义山及福建义山，是多元民族汇集的墓地，能让大家进行比较研究。
 
“进一步了解不同种族、不同宗教的墓地和墓碑，以及在墓碑设计与墓碑内容的差异。这就是我们目前进行的工作。”基本上，各式各样不同宗教或种族的墓碑，都风格多元，各具独特色彩。
 
对于马六甲三宝山，陈亚才说：“近年来文化遗产与古迹保存的观念和实践日益普及。对于一座城市而言，经济发展固然不可或缺，悠久的历史、丰富的人文与文化特色更可增添一座城市的内涵。三宝山对马六甲而言，日后毫无疑问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他表示，三宝山也是历史、文化、民俗研究、种族关系等领域的活教材。老师们可带领学生到三宝山进行户外教学，墓碑就成了老师们的教材。

 
港人“抄墓碑”成风
 
墓碑除了有其文化价值之外，在香港的年轻人，更把墓碑视为“游戏”的道具之一。
 
熟悉经典港产恐怖片《阴阳路》系列的人，就一定不会忘记《抄墓碑》这个系列，因为当中的故事就透露了当时年轻人爱玩的夜间游戏──抄墓碑。普遍上，年轻人会认为这也是一种试胆游戏，并因为其够刺激及好奇而成为一些学生的喜爱。
 
戏中的故事是讲述4名青年去露营，遇到3名陌生女子便一起大讲鬼故事。其中一人自认大胆，提议到附近坟场抄墓碑上死人的资料，在抄墓碑时发现了其中一名刚认识女子的墓碑，之后该人也因此而死去。
 
根据香港网上论坛的资料显示，抄墓碑的游戏规则很简单，在深夜时找一个较偏僻的墓园，然后拿著纸笔到墓园里抄下墓碑上死者的姓名资料与死亡时间，时间到之后，比看看谁抄写的墓碑最多，谁就是赢家。
 
游戏有一些必须遵守的规则和禁忌，如绝对不能说出往生者的名字，以及游戏开始时，心别起杂念，也别乱想，直到游戏结束。
 
墓地好探险，富从研中来
 
隆雪华堂执行长陈亚才，本身也是墓碑研究工作者。他形容，国内的华人义山是一座座“露天的资料中心”。
 
“满山墓碑上的文字，是珍贵的原始资料。善于整理、解读和应用这些资料，就可以从静态的碑石中，窥探各别年代社会发展的状况和脉络。’
 
也是时事评论人的陈亚才表示，近年来墓碑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显示碑铭作为原始资料的重要性重新受到肯定。
 
“一些在学院任教的学者（例如南方学院的安焕然讲师），也带动学生从事相关的田野调查。另外，个别学者采用碑铭资料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令人刮目相看，这可说是进一步推动了墓碑研究的风气。”
 
华裔忌讳研究墓碑
 
他认为，这个趋势令人鼓舞，也预期未来将有更多相关研究成果。
 
另外，陈亚才说，传统上，一般华裔家庭对义山有相当大的忌讳，甚至是偏见。因此，从事墓碑研究，首先要打破刻板的偏见。
 
“其次，有兴趣从事研究者，必须先掌握一些基本的文史知识，例如中国历代纪年法、官职表、天干地支、方位与风水以及相关历史背景等。唯有掌握这些基本功夫，墓碑研究才能驾轻就熟。’
 
德国汉学家有贡献
 
当陈亚才和拉曼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黄文斌，谈到本国碑铭资料的整理与出版时，都不禁认同，肯定不能遗漏曾在马来亚大学任教的德国汉学家傅吾康教授。
 
“他与陈铁凡合作，动员学生在我国各地针对碑铭木刻资料，进行系统性的调查和记录工作，研究成果编纂成《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墓碑资料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该著作由马大出版社先后在1983、1985年和1987年出版。”
 
陈亚才补充说，除了上述两位，李业霖、张少宽也是这个领域的先驱者。而到了现在，李永球及安焕然等多位学者，同样在这方面有相当突出的表现。
 
 
明朝孤臣“聚义”三宝山
 
对于青云亭和三宝山众多吸引人的历史事迹与典故，拉曼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黄文斌举例说，虽然中国明朝灭亡，但马六甲在当时却聚集了许多忠于明朝的人民。
 
“这点可从青云亭的碑文上得知一二，例如青云亭有供奉甲必丹曾其禄的神主牌，刻著他是“故明显考避难义士”，内载他是“福建银同禾浦”人，当时的人为他立的《大功德主曾公颂祝碑》则刻写著「龙飞岁在丙戌”（1706年）的字样。”
 
他说，青云亭碑文上的龙飞年，指的就不是中国任何朝代的国号，因此可透过这点，了解当时华人的心态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认同感。
 
“我个人的推测是，龙飞是指由于明朝灭亡或皇帝死了，但忠于明室的这些人民又不承认清朝，所以才用这个国号。”
 
针对这点，青云亭六大理之一的拿督汪金海表示，不排除当时的华人有著对明室或祖国怀念的情意，结存在那时的马六甲社会。
 
另外，他表示，青云亭早期的资料由于多数是由峇峇娘惹管理，所以在文字资料上都是以英文为主。“目前已有部分文字资料正翻译成中文，我们将会与三宝山和青云亭原始资料编纂计划的负责人（即黄文斌等人）见面，之后再详细谈论计划内容。”